 [转帖]江苏“仇和”在宿迁的“卖光式”医改，首次回应切实解决看病贵？
【来源：中国青年报】 前言：激荡宿迁的医院拍卖声 “我宣布，医院以200万元拍卖成功！”这是从5年多前开始，在江苏北部的农业大市宿迁，从城市到乡镇最令人心神激荡的一句话。句式完全相同，语气都铿锵有力，只是地点和成交金额有异。
拍卖槌声响过之后，一批根本没有干过医疗行业但腰缠万贯的老板、一些没有多少资金但却有创业雄心的医生，粉墨登场成为私立医院的院长、董事长……当然，与此相映衬的是，一个个主持改革的官员被围攻，一场场人头攒动的拍卖会上响起了阵阵抗议和反对之声…… 从那时到现在，以公立医院私有化、也就是俗称的“卖光”为主线的宿迁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一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使当地一度陷入从“好得很”到“糟得很”的两极摇摆之中。 从那时到现在，全市135所乡镇以上公立医疗机构，有134所完成了产权置换，改造成了股份制、混合所有制、个人独资等多种类型的医疗机构，实行民有民营。拍卖所得的近4亿元的资金，进到了宿迁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金专户上。 与之相配套的，还有宿迁市按照“四分原则”打出的改革组合拳——— 一是“管办分开”，政府由办医疗变为管医疗，在医疗领域，政府当裁判、教练和导演，不当运动员和演员，各类医院由政府主办变为政府扶持，社会多元化兴办； 二是“医卫分离”，严格界定卫生和医疗两个领域的职能，实行政府全额出资办公共卫生，民资办医疗； 三是“医防分设”，在全市100多个乡镇分别设立乡镇防保所和乡镇医院，防保所履行公共卫生职能，由政府主办，乡镇医院履行医疗服务职能，进行股份制和民营化改造； 四是“医药分家”，这一条作为改革的远景目标，至今还在探索之中。 5年多过去了，宿迁这场涉及医疗卫生体制根本的改革到底进展如何，能给当下依然没有明晰答案、但却涉及每个民众切身利益的“医改”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政治悖论——— 卫生局长首次回应：“卖”光了我的“权”更大 3年前，宿迁医改正值风生水起之时，来调研的一位上级领导听说医院全卖光了，禁不住质问市卫生局局长葛志健：“那你还是不是卫生局长？” 这一问，曾让负责改革具体事宜的葛志健很是“瞠目结舌”。的确，“卖光式”的医改如果从根本上动摇了卫生行政部门、实际上也就是政府对医院的监控，放任自流，想像中的结果是可怕的！ 在此后几年，面对众多媒体记者的采访中，葛志健一提到此事除了叹气没有下文。现在，3年过去了，葛志健终于打开话匣，要通过本报记者第一次作出回应：“我的切身体会是，医院卖光了，表面看起来权力被架空了，卫生局对几百个处级、科级干部的推荐权、任免权没了，卫生局长也不再是管理医院人、财、物的‘总院长’了，但我感觉自己在卫生界的权力、威望和影响不是小了，而是大了。” 3月1日，记者正在对葛志健进行采访时，宿迁市红十字眼科医院的李院长闯进他的办公室，手里拿着刚刚请人设计好的医院新就诊大楼效果图，要请葛局长过目定夺。李院长刚一离开，葛志健正好就此注解——— 过去这样的事情是根本不存在的。过去卫生局经费有限，能给医院的不多，但按照体制，人、财、物，管的东西一样不少，偶尔给些大项目，也是上面从头管到尾，院长们对局长们烦着呢，像私立的眼科医院这样完全自己筹资盖的大楼，按照过去的逻辑，更是怕你卫生局插手搞名堂。 现在不同了，院长恨不得整天围着卫生局转，不仅咨询政策，还生怕一个重要信息漏掉。更关键的是，医院的“生死权”还捏在政府的手中，监督、检查、审批成了卫生行政的主要职能，过去院长们不看这个，医院生与死，与他的个人利益没有瓜葛，但现在体制变了，医院成了院长们的命根子，他不“求”你才怪呢！ 权大了，不该管的碎事少操心、不操心，该管的大事多起来，在葛局长看来，对卫生局是好事。但也有人担心会滋生出新的权力寻租的空间。卫生行政部门监管的权利能否完全用好，人们还持观望态度。 前一阵子有人在宿迁乡村暗访后发现，在医改后新冒出的400多个医疗机构，特别是个体诊所中，有个别明显不符合条件的也能蒙混过关，拿到行医资格证。责权利永远是三位一体的，能否真正确保不出现劣质的个体诊所和伪劣药品？这个问题现在下结论，似乎还为时尚早。 伦理悖论——— 私立医院全打“公益招牌” 过去的逻辑是：公立医院是标准的非营利性医院，最能代表国家的公益目的。宿迁医改的政策规定，医院私有化之后，营利还是非营利，性质自定。 结果，绝大多数医院选择了营利性质。由此导致人们最大的担忧是：如果唯利是图横行，医疗机构的公益性质将丧失。 拥有175万人口的沭阳是宿迁医改的发源地。而仁慈医院则是沭阳医改后创办的第一家民营医院。更特别的是，由于起家靠的是5个医生凑起的股份，创办资金有限，为了享受政府的免税政策，仁慈医院自愿选择“非营利性质”。也正因此，这家医院成了沭阳县民营医院的“公益晴雨表”。在县城，他们最早推出“挂号免费”政策，按其门诊量测算，仅此一项一年让利百姓近20万元。 循着“公益到底”的思路，仁慈医院从2000年诞生之后，扮演了整个沭阳县城医疗行业的“搅局者”。你县人民医院有人才，我这里就用高薪和老关系挖，结果仁慈医院把县医院40岁出头的业务骨干挖走了一大批，逼得人民医院一方面对现有人才的培养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另一方面在互联网上面向全国招贤。一家三甲医院的泌尿科主任也因此“下嫁”到了沭阳。 县人民医院的收费标准定了，仁慈医院比它再降1／3。这两家上项目、上设备、上硬件、挖人才的较量，逼得第三方———县中医院一面丰富治疗科目，摆脱中医“一招鲜”的困境，另一方面同样以1000万元为单位加大投入。 竞争的结果，让当地的老百姓很高兴。至少当前，可以有效缓解他们的看病贵、看病难问题。 当然，“公益”是要有底气的。仁慈医院的佘院长告诉记者：医院没有一个闲人，成本控制方面没问题，200张床位，员工200多一点，基本上没有再精简的空间了。正是在对“公益”的追求中，仁慈医院“生意”日益火爆。到去年1月28日，经过5年积累后，医院的股东数从最初的5个增加到40多个，又建起了10层高的新就诊大楼，总投入高达3000多万元，一举确立了沭阳县城医疗“三巨头”之一的位置。据了解，这些大手笔投入的主要来源是营业收入，还有内部集资和银行贷款。 与仁慈医院一样，大多数定位为营利医院的乡镇医院同样看重“公益招牌”。 走进距离沭阳县城还有20公里的新河镇医院，40多岁的院长李金忠原来是卫生院的一名普通医生，2001年6月，正逢老院长退休，他积极响应改制的号召，多方筹资163万元，买下了医院。 新河医院对“公益招牌”的看重，体现在一个个细节中。这里专门设了面向独生子女、残废军人等的优抚病房，价格优惠；独生子女不收挂号费；病房的条件也很好。 沭阳县卫生局的一位负责人对新河医院的深刻印象来自其刚改制后的那个夏天，整个医院只有一台电扇，但却放在病房里，而不是院长办公室。3月2日，面对记者来访，李金忠院长显得有些局促———改制快5年了，整个医院里，惟一没有任何变化的就是院长办公室。谈起降药价，李院长如数家珍一般，阿奇霉素过去30多元，现在20元；过去卖3元的阿莫西林，利润已经很薄，现在还是降到了两元…… 记者采访时，正赶上一位叫刘迅宝的病人刚做完阑尾手术不久，虽然家不在本镇，但还是选择了新河医院。一旁照料的家属告诉记者，这里看病卫生，一个手术比别的医院要便宜四五百块钱。 当然，在公益内容的竞争上，各有各的高招儿和亮点。 在向病人广泛散发的《沭阳县人民医院报》上，医院公开宣布：专门开辟“绿色通道”，对无陪护、无款的重症伤病员实行先抢救、后补办各项手续；承担全院230名离退休老干部的生老病死的费用开支；承担全县一部分老干部的医疗包干超支费用等。医院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可是众多的公立医院根本不敢说的承诺，有些即使做了也不敢说，怕的是陷入“公益无底洞”。 还是当地一位老百姓道出了真谛：要是不给病人点好处，谁来看病啊！ 不仅如此，改制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私立医院，却有效解决了公立医院的一个“顽疾”———红包和回扣。 在沭阳县人民医院，董事长周业庭和他聘任的药房主任签订的《工作合同》中就有一个硬杠杠：本院药品的进价只要超过其他医院的5％，立即走人。在宝贵的工作岗位和同样诱人的药品回扣之间选择什么，大家心里都十分清楚。 在仁慈医院，尽管没有这样有“杀气”的工作合同，但照样有“潜规则”在起作用。负责药房的是医院的40个股东之一。其他的39个股东，都是医疗行业的老把式。按该院佘院长的话说：什么药进价贵了，瞟一眼就知道。你要是搞什么猫儿腻，就要准备好股东大会上把你开除。 在新河这样总共只有不到20名职工的私立小医院，院长直接掌控药品进口，对进价的控制毋庸多言，贵一分钱，那都是“割自己的肉”。 经济悖论———看病费用降低了医院收入上去了 公益招牌能打多久，最终还要靠“经济悖论”的支撑———看病费用降低，但医院收入必须上去。 卖医院让卫生局有了一笔闲钱。医院私立之后无需政府直接投入，但财政预算还在。这两项加起来，让政府有了“托市”的底气。医改5年来，当地的医疗保险、特别是农村公开医疗统筹从无到有，目前已覆盖全部农村人口的90％以上，人均年标准为50元，全国领先。各家医院都设立了专门的医保窗口，住院病人这边结清了医院的账目，那边电脑程序一启动，可以很快从医保窗口报销拿到现钱。 政府给好政策，成败关键还要看医院练内功。小到像新河这样的乡镇医院，胃切除、阑尾炎这样的手术，现在都可以做，脾脏缝补、肾结石手术、心肌梗死抢救等高难项目，因为重金引进了“高人”，现在也可以做，单病种（指没有别的并发症）的价格比县里便宜好几百元，优势一下就出来了。新河医院的门诊收入由过去常年的16万元下降到现在的12万元，但门诊损失手术补，手术总量比过去增加了近40％，大手术增加，这一块的收入过去是80万元，现在则翻了一番。 大一点的医院也是如此。调查显示，平均处方值，2002年沭阳县人民医院是44．45元；改制后至今降到了39．23元；平均住院日从11．5天下降到8．6天，但医院的收入，已经从2002年的4830万元，迅速攀升到8140万元，光是一个骨科的进账，就从180万元增长到720万元。 决定医院生存的收入指标的提高，也让医生的收入高了。现在，同样的职称，宿迁的医生比周边地区同行收入每月至少多出近1000元。乡镇医院的医生，一个月最多的也能拿到4000元。有无医疗技术，成了决定收入的最关键因素。 记者在沭阳县人民医院了解到，过去“公立”时期，一个后勤岗位的干部为了奖金少20元，可以跑到院长的办公室拍桌子，现在后勤岗位和医技岗位的收入差距，已经拉大到五六倍，谁也没有脾气。不想干，可以走人。 当然，“经济悖论”并不总是成立的。在宿迁，既有沭阳县人民医院改制3年来的辉煌和新河医院的新生，也有当年拍卖出的医院（以原来的乡镇卫生院为主）因为经营无方、资金缺乏，已经被倒手3次的残酷现实。 评价悖论———“好模式”至今难复制 对一项改革成效或价值大小的流行性观点是，要看是否能大范围推广。但宿迁这个几年来杂音越来越少的医改模式，至今没有一个被完全复制的典型例证。当地的卫生行政官员向记者坦承，来学习参观的很多，光是接待采访的记者，一年就有近500人次。部分地方借鉴经验、取得成功的也很多，但完全意义上的复制，没有。 宿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莉当年做沭阳县的父母官时，是这场改革的推行者和实践者。她至今记得5年前大家悄悄绕路走的尴尬———前门都被静坐的职工堵住了。虽然事后了解，上访闹事的大多是没有一技之长、一改革就知道自己的利益要受损失的人。但也正是这些，当时却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们对改革的评价，同时也加大了改革推进者的心理压力。 学卫生专业科班出身、在行业已有几十年经历的宿迁市卫生局局长葛志健说，人言可畏。有人说大家本来都不情愿搞什么改革，就是市委书记仇和（现已升任江苏省副省长兼宿迁市委书记）硬压着我们干，目的就是捞政绩。但实际上，都是我们主动要改革。 对改革成败或成效的评价体系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这可能是让推进改革者最头痛的事情。 曲折的过程令宿迁的医改推进者们至今难以忘记。也正因此，几年来面对蜂拥而至的新闻媒体，当地采取的是极其保守的策略，基本上是只干不说。 5年后的今天，宿迁当地政府终于不再沉默。今年2月18日，他们一改几年来的低调，筹划大面积宣传改革的做法，同时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营医院发展的意见》，与5年前掀起改革浪潮的《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医疗卫生事业的意见》形成了延续。新的《意见》中明确规定：到2010年，民营医疗资产要占到全市资产总量的75％以上，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民个人均可依法采取独资、股份、联办、合作和中外合资等多种形式申办民营医院。 新的《意见》还规定，卫生行政部门要公开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医院准入规模标准，鼓励民营资本到医疗资源薄弱地区兴办规模医院。对符合准入标准的民营医院应及时核发证件，不得设置任何审批障碍。 从2006年起，宿迁市财政每年安排激励民营医院发展专项经费，对市区投资3000万元以上、县级投资1000万元以上、乡镇投资300万元以上的民营医院，最高按投资额千分之五进行奖励，非营利性民营医院的用地可申请划拨使用，与公立医院享受同样的减免相关费用的政策。 或许专家们所说的“市场失灵”，在宿迁短短5年的“市场化”医改进程中还没到爆发期。记者目前能看到的只是，过去公立医院沉积的许多弊端，的确在这场“私有化”的进程中得到明显根治。 但至今，无论是宿迁方面或者是相关专家、官员，还没人敢断言宿迁医改真的就能彻底根治中国普遍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正如宿迁卫生界一位人士所说，“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摸索”。
沭阳，因仇和而改变的历史 1996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江苏省委、省政府对苏北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新组建的地级市宿迁市宣告成立，辖沭阳、泗洪、泗阳三县和宿豫、宿城两区及一个省级经济开发区，总人口达517万，陆地面积8555平方公里。宿迁是全国19个革命老区之一，应该说，新组建的宿迁市一切都还停留在贫穷落后的境地。 仇和的改革是从沭阳开始的，为期4年的改革，让沭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997年以前，沭阳经济排全省倒数第一；全县38个乡镇有8个是省级贫困乡镇；全县工商业普遍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基础设施薄弱，断路、缺水、少电是家常便饭；城市化水平极低，全县城镇楼房面积仅有11万平方米，城镇人均拥有楼房面积不到1平方米；县城面积仅有6平方公里，还包括无数露天大垃圾堆、违章建筑和5条不知淤积了多少个年代的臭水河。另外，沭阳人还喜欢上访，动不动就将官司打到省里和北京，闹得一位在国务院信访办工作的沭阳人多少年不敢回老家。 人们都说，像这样的穷县、乱县，神仙来了也救不活。历史上曾经担任过沭阳知县的文学家袁枚在为沭阳编写的县志上，劈头第一句就写到：“沭阳民好诉讼，性懒惰，思赌博，好争斗。”在沭阳街头有座三匹马的塑像，被当地百姓戏谑为：“三匹马，没方向，一匹去北京告状，一匹去南京要账，一匹去下乡扫荡。” 整个沭阳像一匹无缰的老马，没有方向，也没有奔头。 再让我们看看今天的沭阳。进入市区，一条泛着碧波的河流穿城而过，叫沭河，沭阳就因位于这条河的北岸而得名。与沭河并行的是一条从开发区通往城区的笔直大路，沿路每个交通岗都有一个英姿飒爽的女交警，指挥动作干净利落。沿着这条大路向城区走去，可以看到一片片竣工不久的和正在封顶的商品房、颇有现代感的大厦和商城。整个县城只剩几处零星等待拆迁的平房代表着沭阳的过去。 1997年以来，沭阳县超常规发展，1998年的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和农民人均收入分别比1996年增长了72.7%、41.6%和40.4%。有一位曾在5年前来过沭阳，因为这里的脏乱差和打架斗殴被吓跑的外地投资商5年后重返沭阳，看到沭阳的变化后非常惊异，一连5天晚上转遍城区的大街小巷，竟未发现一起乱扔纸屑、乱爬栏杆和打架闹事的。欣喜之余，他坚定地将资金投在了沭阳。 1999年元月，中共宿迁市委发出了“全市学沭阳”的号召；2000年4月，省、市研究室联合对沭阳1997年以来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调研，认为“沭阳三年前似乎没有指望，三年中谱写了五大篇章，三年后发展大有希望”。同时，仅1998年以来沭阳就接待了来自外省市的领导和参观考察者220多批，4800人次。 仇和出生在江苏盐城滨海县的农村，父母都是农民，家里原本有8个孩子，因为穷，死了2个。在他5岁的时候，亲眼看着自己的一个弟弟因为没钱治病死掉了，而自己能上学也是牺牲了三个姐姐的上学机会才换来的。1993年他的家是全村最后一个从草房改为瓦房的。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农村娃，他了解农村的一切，也想改变这一切。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仇和像所有那个年代向往知识的青年一样，一头向知识的海洋扎去。为了实现改变农村面貌的愿望，他报考了江苏农学院，学习植物保护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省农科院工作，3年后就被提拔为副处级干部。1986年，仇和被下派到徐州丰县挂职锻炼两年半，静心研究农村问题。 1996年12月8日，39岁的仇和以中共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的身份兼任沭阳县委书记。应该说，当时仇和很清楚地认识到他所面临的使命有多么艰巨。至于为什么将这块烫手的热山芋接下来，他曾说：“天下最真实的官只有两个，一是宰相，一是县官，越是落后的地方越是有改革的空间和余地。” 在接受任命以后，一位曾经在沭阳工作过的老同志万分感慨地对他说了四句话：“来沭阳之前我的体重是120斤，走的时候只剩107斤；来沭阳之前我是一头黑发，走时则一头白发;来沭阳之前我精力充沛，走时已经筋疲力尽;沭阳是个大染缸，你掉下去必死无疑。”老同志这四句话深深刺痛了仇和，他用了很长的时间来考虑如何清理这个“染缸”，最终得出两条结论：第一是越乱越落后的地方越需要强硬的执政手段，否则必然被拖入泥潭不能自拔；第二是沭阳的落后根源于制度的落后，沭阳的改革必须通过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来保障。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仇和来沭阳不到一年就放了5把大“火”。 仇和到沭阳后烧的第一把火是整治环境和交通。仇和初到沭阳时觉得这里就像一个大垃圾堆，整个县城破烂不堪，他上任后晚上夜巡城区，结果在路边4次踩到大便。于是，12月16日，县委县政府召开了城区环境整治工作会议，动员全县机关干部每人当一周清洁工，随后打响了一场以“干干净净过元旦，整整齐齐过春节”为口号的全城大清洁活动。清洁活动整整持续了一周，这让所有沭阳的干部和百姓一下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热爱家乡，美化家乡上。全县5000多干部当一周清洁工还不算，这次会议还规定，所有财政供养人员必须利用周末进行义务奉献劳动，这一规定整整持续了两年，为全面整治县域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奠定了基础，开了个好头。 虽然沭阳地处苏、鲁、皖三省和徐州、淮阴、连云港三市大小三角的中心，区位优势十分明显，又处于多条铁路干线和国道的必经之处，但却始终没有享受到交通便利的好处。有一天，仇和到毛尾乡调查，正赶上大雨，进村的道路积水很深，车子无法进村，他们只能在村口等雨停。仇和看到路边一个老大娘正在卖茶叶蛋，于是就和大娘搭讪：“你为什么不到县城里卖呀，那里价格会高一些呀。”大娘答道：“去县城太不方便了，好鸡蛋到了县城就成坏鸡蛋了。” 这使仇和更深刻地认识到“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的道理。1997年以前的沭阳几乎“无路可走”，全县黑色路面只有56公里，其中的34公里严重破损，人均拥有量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1/8;72%的行政村未通砂石路，民间俗谚说“汽车跳，沭阳到”。1997年6月19日，县委、县政府召开了全县交通建设动员大会，宣布同时开工改造铺设205国道、沭宿路、沭海路、304省道、307省道共5条152公里公路，吹响了交通大会战的号角。1998年和1999年，沭阳又在此基础上对城乡结合区域267公里的公路进行了黑色化改造。到2000年，全县共改造和铺设黑色路420公里、水泥路156公里、乡村砂石路1400多公里，分别是1996年以前的9倍、11倍和7倍，初步实现了市县公路等级化、县乡公路灰黑化、乡村公路砂石化、全县公路网络化。 仇和将第二把火对准了社会治安的治理。他几次下乡调查，总能发现一些奇怪的现象:农户家里的猪圈上面还有一层窝棚，甚至有的人家每天晚上要把猪牵到屋里，拴在床腿上。农民告诉他说，这里盗窃成风，猪圈上的窝棚是人住的，晚上要没人看守，猪准被偷，但最好的办法还是干脆将猪栓到屋里，这样更放心。仇和听到这样的解释后暗暗吃惊，下定决心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经统计，当时全县共有250多名在逃案犯，光是审判未执行的案件就有5932件，平均到每个村有5件。于是，1997年1月16日，县委县政府组织召
开“三禁一打”工作会议，开始全面部署打击各种违法犯罪的工作。但是在连续部署了几次严打之后，仇和发现上午开会部署工作，下午就有人通风报信。于是他在全县政法系统大会上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治安问题的根本就是警匪一家。”公安局长姜正成会后向仇和叫板：“你这是对我们公安局的侮辱，你必须收回这句话，挽回影响。”仇和的脸色很难看，咬着牙说:“那就让事实来证明我说得对不对！”一个月后，姜正成被免去职务，新任局长王守明开始介入调查。为了保密，一次检查当晚，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仇和突然宣布38个派出所所长大调防，然后开始大面积抓捕在逃案犯行动，结果当晚就抓了100多个在逃案犯。后来王守明仅从沭阳近几年来的非正常保外就医和取保候审一项中就查出了1884人，当年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656起，有效地解决了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大大提高了社会的安全和文明程度。 在社会治安整治初见成效后，有一次仇和到农村的一所小学视察，学生们正在上课，仇和便站在教室的窗外等着。教师看到了马上迎出来，一个班的学生也都跟着跑了出来。仇和拉住一个孩子的手问：“你是家里小几呀？”孩子答道，小五，并指着另一个孩子说，那是我的姐姐，是小三。仇和愣了一下，然后对围在周围的一大群孩子说道：“是家里小二子的举手！”很多孩子举起了手。“谁是小三子？”又有孩子举手，直到他问到小五子的时候，仍然有很多孩子举起手来。仇和苦笑之余感到，超生是阻碍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的指标大部分是被人口发展的数量抵消了。根据当时的数据，全县至少有五六十万的超生人口是“黑户”。1997年1月23日，县委县政府召开了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在会上，仇和提出了“沭阳的经济要上去，人口必须降下来”的口号。1997年当年完成计生“四项手术”73144例，是1996年的2.7倍。对于超生问题，仇和没有采取既往不咎的政策，而是规定所有以前超生的人必须到县里交纳罚款，交纳罚款后可以上户口。到1998年全县共查处“八五”以来违纪超生的党员干部1476人。 仇和的“铁腕风格”更多地体现在他反腐的手段和力度上。沭阳的反腐工作是从机构改革开始的。开始的时候，仇和发现自己一手推动的机构改革和人员调配总是遇到阻力，一有人事调动就有人来说情。原来1997年以前，沭阳买官卖官盛行，有的人刚花钱买了官，没多久就听说要被调换，当然不满，时间一长就有了内部矛盾，互相揭发，这才让深藏在官风不正后面的根本症结彻底暴露出来。 沭阳前任县委书记黄登仁主政沭阳5年，以卖官著称。一个只有五个编制的开发局被他安插了7名领导，粮食局光正副局长就有16人。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俞敬忠曾在沭阳进行了一年的扶贫工作，了解到这种卖官风气后愤然写下《沭阳卖官鬻爵盛行》的调研报告，但终究未能撼动黄的地位。仇和到沭阳后坚持把自己的前任一查到底。1997年4月，县委、县政府组织召开了反腐倡廉工作会议，全面实施端正官风、引导民风、净化乡风、树立县风的“四风工程”。随后，他从外县调来一位纪委书记，一位检察院长，用5个月的时间掌握了大量证据，随后到省纪委汇报案情。省纪委负责人听后拍案而起，“马上立案”。后来在审查黄登仁的过程中，他交代出41人买官的事实。于是仇和组织了包括这些官员在内的人去各乡镇观摩，县纪委书记王益和中途将观摩车拦住，按照名单将涉嫌买官的人一一请了出来。那一年，沭阳一共逮捕、查处党员干部243人，其中还包括2个副书记、3个副县长和一个政协主席。这一强有力的反腐举措不但为以后仇和的改革施政奠定了现实基础，也为他在当地的绝对权威增加了砝码。 为了把对沭阳各个领域的治理纳入法制化、规范化、正常化的轨道，沭阳县委随后确立了“把权力交给人民、把监督交给公众、把管理交给社会”的长效社会治理指导思想。从1997年初开始，仇和将所有县委、县政府领导和各地方行政机关领导干部的职务分工及手机号码向社会公布，并承诺24小时开机，还在县政府门前设立“县委书记和县长信箱”，敞开接受群众来信来访，直接听取群众意见，进而通过交办、催办、督办来解决各种矛盾。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仇和的手机号码一直没有变过。 政治社会秩序初步稳定后，仇和逐渐将目光转向了经济建设。当然，这也为他招来了更多的“骂名”。虽然是“骂名”，但仇和似乎并不在意，因为实际上，这些“骂名”主要来自那些经受不起他激烈改革的地方官员，而不是老百姓。在经济改革方面，仇和给我们的印象是个极端坚定的市场经济和市场主体的实践者，他曾经说过一系列被媒体广为传播的话，例如，“在宿迁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和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从今以后，不许县乡政府再创办纯国有企业，现有企业的改制原则是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全县所有机关单位的门面房一个不准留，拿在手里出租，就有腐败的可能。”这些话强烈地震荡着思想本来就很落后和保守的当地人。1997年仇和在《元旦献词》中提出“要把个体、私营、民营企业壮大为市场主体;把国有、集体企业改造为市场主体。”第二天，报纸就贴到了县政府大门口，载有《元旦献词》的几段文字用红墨水圈了起来，旁边用大字写着：“仇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 仇和的经济改革是从改变产权制度入手的。1997年11月30日，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企业改制和个体私营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按照“彻底改”的原则，全面推行国有、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并规定县、乡两级不许再办纯国有、纯集体项目。到2001年，在全面推行产权制度改革后的短短三四年之中，全县已经没有一家纯国有、纯集体的企业，私营个体经济成为县里经济的支柱，上缴税收占工商总税收的73.3%，占财政收入的55.6%。 2000年，江苏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研室主任顾介康到沭阳进行了一周的经济工作调查，在最后形成的《沭阳县经济社会发展调查》中，关于沭阳如何培育市场主体和扩大经济总量得出了一个结论：把国有、集体企业改造成个体私营企业；把所有新上项目定位为个体私营企业；引导农户“离土”创办个体私营企业；支持国有、集体企业职工“转岗”创办个体私营企业；鼓励行政事业单位干部“下海”创办个体私营企业。一位参加调研的领导同志离开沭阳时深有感触地说：“我感到，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 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在读到这份调研报告后批示：“此调查很好，读后既令人喜悦，又使人信服，既令人振奋，又很有启示。此典型是在不空谈、不争论和改革创新中发展的，学习推广这个典型也必须要不空谈、不争论和改革创新，结合各地的实际谋发展、致民富。” 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始的阶段，沭阳的百姓是吃了苦的。从定期完成拆迁规划改造旧城建筑，到所有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离退休人员扣除工资总额的10%～2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发动全民搞交通建设;从县里所有职别的公务人员三分之一轮岗去经商，到凡是有敢在规定时间完不成交办任务的大小官员一律离岗的如山铁令——一切在百姓看来如疾风骤雨一般的政策无不遭到了世人的冷眼和诋毁。但在仇和冷峻犀利的眼神里，那是无奈的选择，是执著的痛苦，更是乱世需用重典的战略性思考。一位非常了解仇和的沭阳籍将军曾经对我们说过，“战略家的思路是普通人无法理解的。在这方面，仇和是个战略家。”这位将军的家就在沭阳，当时也是被拆掉了，很多人把状告到他这里，他却说：“你们要理解仇和，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不远的将来能享福。”仇和对百姓的不理解曾经表示，“不用强制力量怎么行？中国要用5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300年的路，那得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但是最让我们感动的不是这句话，而是他那句“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从话里我们听出了他内心的激荡和矛盾。 仇和行动的步伐很快，有时快得惊人。他可以用半年的时间把原来民居密集的地方变成八横八纵的步行街区；可以在三天以内办妥一个庞大的投资项目；甚至可以在两周之内将一个原本垃圾成堆的县城变得干净整洁。一组数字告诉了我们什么是“仇和速度”——到2000年底，沭阳共启动民间资金15亿元，新建小城镇楼房356万平方米，是1996年底总数的38倍。新增城镇人口26.5万，人口城镇化率从7.5%上升到22.1%。也是到2000年底，沭阳城区新辟街道39条，新铺水泥路62万平方米，新建楼房198万平方米，新增公共绿地208万平方米——一座全新的县城出现在沭阳百姓面前。人们每天感受着变化，感受着“仇和速度”。“我之所以凡事必采用飞快的速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措施一上马往往就遭到争议，甚至反对，我必须争取用最快的时间让人们看到结果，好的结果出来了，争议自然就消失了。”仇和其实是在用改革的速度同反对改革的舆论打一个“闪电战”。 宿迁，因仇和而抓住的机遇 从沭阳到宿迁只有40分钟的车程，一路风景优美，道路宽畅。宿迁环境的优美和城市的整洁正如我们预想的那样。我们不由地想，是否所有经过治理的城市都是一个样子——有仇和特点的城市规划风格，我们将这种风格归结为简单和绿色。这里是霸王项羽和虞姬山盟海誓的地方，因此既有英雄的气概，又有美人的柔情；这里有洋河、双沟两大国家级名酒；
这里盛产杨树和花卉；这里北有骆马湖，南有洪泽湖，黄河故道穿城而过。现在，仇和已经通过“北扩西进、南拓东延”和“引湖纳山”的战略将周围的山水纳入城区的地理，极力打造一张“西楚雄风、酒都花乡、河清湖秀、生态乐园”的城市名片。 我们到宿迁的时候正赶上星期六，这一天宿迁举办了四个大活动，仇和都要参加，都要讲话。我们参加了其中一个由省工商局组织的“百名民营企业家苏北行”的大型招商引资活动。据说，这种招商活动在宿迁非常频繁，仇和善于用别人的资源办自己的事。会上，仇和讲了近一个小时的话。他讲话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逻辑性强而且爱用简化语。无论他讲的内容里有多少例如“三最四低”（创业最宽松、社会最文明、人居最安全和低交易成本、低生产成本、低行政成本、低社会成本）、“三就三百”（对城市低保对象、城郊失地失居的贫困农民、农村特困家庭，100%提供大病就医帮助，对其子女100%提供义务教育帮助，对适龄劳动力100%提供就业培训和就业帮助）、“一保三开放”（在保证义务教育快速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学前教育、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等简化语，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就像相声演员说顺口溜一样自如；另外不管所讲内容中有多少拗口的“一二三四……”，他都不会出任何差错，和文件上写的只字不差。我们想他的施政思路不光是写在文件上，其实早已融化在他的思想和意识里了。 1995年，仇和作为江苏省第一批高研班的成员赴美国进修，系统地学习西方政府管理和市场经济学。他读了很多书，其中很重要的一本叫《政府的革命》，这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推荐给美国官员读的，书的副标题叫“用企业家的眼光审视政府的运作”。后来他曾经说，“这本书对我启发很大，用企业家的眼光审视政府的运作，就是把宿迁假想成一个大的企业集团，从投入产出、投资回报、成本核算的角度，来审视地区的发展，使成本最低化，产出、回报最大化。”仇和很聪明，善于学习，同时善于实践，他后来的行为证明了他化理论为实践的能力。 像治理企业一样治理一个社会，降低成本很关键。面对行政机关中冗员充斥的现象，仇和曾狠下心规定，所有行政机关人员，从市里到村里全部采取二分之一轮岗经商两年的办法降低人力成本。仇和曾经说：“改革、发展和稳定都提了20年了，人们还是不明白它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我认为，改革的终极目的就是使依靠主观、权力和暗箱配置的资源最小化，使依靠客观、公开、竞争配置的资源最大化；发展的终极目的就是创造财富的人群比例最大化，分享财富的人群比例最小化；而稳定就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比例最大化，两极分化的比例最小化。要想发展，就不能有那么多吃官饭的人，都给我去创造去挣钱。” 仇和的一位朋友听说这件事以后，虽然表示理解，但仍担心这样会产生过大的震动，不利于他今后的工作，于是奉劝他：“二分之一是不是比例太大了，而且两年也太长了。两年呀，多大的变化，也许今天去轮岗，回来的时候位置都没了，谁愿意去，是不是改成三分之一轮岗一年。”在最终的权衡考虑下，仇和接受了这位朋友的劝告。 1997年、1998年和2003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曾针对仇和在宿迁的做法进行了三次曝光，第一次是沭阳开设电视栏目《沉重的忏悔》，专门让犯过错误的人在电视上现身说法，警示社会；第二次是沭阳大力进行交通建设，从所有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中扣除一部分钱修路；第三次是宿迁对国营幼儿园进行制度改造，一些老师不得不下海经商。在外界看来，这些措施似乎不是侵犯了人权，就是与现行法规相抵触，但正是这些被有些人认为不合理的政策和制度促成了今天宿迁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1998年，在《焦点访谈》对沭阳扣除干部工资修路进行报道后，国务院曾专门组织调查组联合江苏省一行人对沭阳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与媒体的态度截然相反。有关单位立刻在沭阳开了交通治理经验总结大会，不但对沭阳的做法进行了表彰，还奖励给沭阳两台先进的铺路设备。 关于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改革，仇和有自己独特的做法。1996年，宿迁高中的入学率只有23%，后来通过民营资本的进入，一大批民营学校兴起，学生的入学率明显上升，到2000年底已达到44%，今年上升到80%。政府对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的投入也在持续增加，2000年投入4.62亿元，占财政支出的40.3%，2003年投入6.28亿元，占财政支出的43.9％。而自2000年以来，全市新增民资教育投入达8.1亿元，新办民办教育机构1075所，这是改革成效的最好说明。同时，宿迁人还顶住冷嘲热讽，本着“省市共建、八校联建、合作办学、公办民营”的方针，创办了一所公办民营的本科院校——宿迁学院。八所高校包括南京师大、南京工业大学、南京工程学院、南京财经大学、苏州大学、徐州师大、扬州大学、江苏大学。八所大学的联盟加入，使这座仅2岁的年轻院校，在校生已经超过万人。“管办分离，医卫分开，医防分设”——这是宿迁人在卫生事业上的一个杰作。政府负责公共卫生，竞争性医疗全部推向市场。当地一个老百姓说，以前做阑尾手术，要800元，现在只要400元。通过几年的改革，宿迁医院的手术费、药品费、治疗费、住院费只是周边地区的三分之一，徐州、淮安、新沂、安徽等周边地区的很多人都到宿迁来看病。市里的人民医院加入到南京市鼓楼医院集团之后，各方面条件大大改善，同期效益比去年增加了38%。 主政沭阳三年多，社会上对仇和的舆论压力频频。这时曾经有省里领导问他有什么想法，能不能承受压力，另外有什么要求。仇和说，我没有什么压力，只有动力和干劲儿，只要求千万不要在外面对我产生争议的时候调我走。他形容自己当时是穿着钉鞋，拄着拐杖，戴着眼镜，拎着乌纱帽干工作。结果让仇和很欣慰，2001年，他被任命为宿迁市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领导问他需要什么支持，他说，只想要一个政策。于是，在江苏省委省政府联合发出的12号文件中出现了一条：允许和扶持宿迁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这种对一个地方的明确扶持在江苏省政府的文件中是极少见的，仇和得到了一柄尚方宝剑。 仇和的改革已经进入了稳定的快车道，全市各级官员基本都是他的得力干将，他在宿迁已鲜有反对者。他的思路可以一路贯彻到底，再没有什么能阻止宿迁这驾马车朝着仇和挥鞭指向的目的地前进。 曾经有媒体人士评论说：“仇和模式有一个重大的不足，就是对制度建设的贡献不足。”这一评论将外界对于仇和的诟病上升到了“是人治，不是法治”的高台阶上。而对于了解宿迁近几年发展和仇和的施政方针的人来说，难免对这样的说法置之一笑，总觉得有望文生义，郑人买履之嫌。殊不知，从人治到法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随着历史的发展，经历人治——人制——法制——法治的不同阶段。任何法治行为的主体一定是人，只有人治的经验上升为制度，并通过法定的程序固定下来，最终才能达到法治。没有哪一个社会是纯粹的人治或者纯粹的法治，政治的运行实际上往往是在一种中间状下态进行的。 1997年8月，仇和提出沭阳改革的“五化”方针，即县域经济市场化，经济运行方式民营化，国有集体资产资本化，竞争性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化，政府行为规范化。从此以后，仇和在沭阳的所有工作完全是按照这个方针进行的。到了宿迁市，仇和沿袭了沭阳的“五化”做法。同时，他又针对市区的特点，提出要实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战略。他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是城市化的内涵，是农业产业化的动力，是社会文明化的灵魂，是改变农耕社会的助推器和大熔炉，是实现宿迁追赶、跨越和超常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仇和主政以后没有将下级县里的企业收归市有，比如原来的洋河集团仍然是泗阳的，原来的双沟集团仍然是泗洪的，原来的江苏玻璃集团仍然是宿豫的，原来的江苏箭鹿集团仍然是宿城的。仇和没有搞简单的内循环，而是将目光放得更加长远。 1997年8月，在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后，仇和开始考虑怎样才能真正从制度上杜绝官员腐败的现象。于是他提出了在干部队伍建设“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上，实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从而有效地避免选才用人上的“黑箱”操作。在这一沉重思考的基础上，沭阳在全国首推干部任前公示制度，把经过层层筛选、组织上拟提拔的干部的年龄、学历、政绩和拟提拔的职务等有关情况利用媒体向全社会公开，欢迎社会监督。到2001年底，已经公示了1230人，共接到群众来信150多封，经核实后共有52人未被提拔使用，17人被延长考察期。除此之外，沭阳后来在干部人事管理体制和制约机制的创新上，又先后建立和完善了竞争上岗制、公开招考制、公开推荐制、实绩动态考核制、谈话诫勉制、离任审计制等配套制度多达10项。在担任宿迁市委书记后，仇和又将干部任前公示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先后在宿豫实行了干部公推公选制度，在宿城实行了干部公推直选制度，在泗阳实行了干部勤政廉政公示制度。 用仇和自己的话说，任前公示解决了群众对干部任用的知情权问题；公推公选解决了群众对干部任用过程的参与权问题；公推直选解决了群众对干部任用的具体选择权的问题；而勤政廉政公示则解决了群众对干部工作实绩的监督权问题。这一系列的干部管理制度解决了一个干部从任前到任后整个过程的群众参与问题，解决了干部只能任、不能免，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弊端，而且整个过程都是在群众的参与和监督下进行的。
1999年1月，在沭阳实行干部任前公示制度一年半后，中共中央组织部派专员到沭阳调研，为此胡锦涛还专门作过长篇批示，后来将这一制度写进《干部任免条例》，在全国推广实行。 2001年8月15日，仇和担任宿迁市委书记。9月13日，宿迁召开了为期2个月的“宿迁市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整治工作会议”，用“整风”的办法，用“三讲”的精神来进行制度创新建设。在这次大会上，仇和提出要逐步由与计划经济条件相适应的开会发文件转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和全民动员。用制度来管理，用制度来服务，做到有制度可依，有制度必依，执行制度必严，违反制度必纠。会后，宿迁又专门成立了一个制度创新领导小组，由市委副书记沈成担任组长。这个领导小组主要采用三种方式进行针对宿迁具体情况的制度创新建设：第一是研究中央和省级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寻找与宿迁具体市情的结合点，逐步具体化成宿迁自己的制度。第二是捕捉和寻找外地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中的成功经验，将其移植到宿迁进行本地化。第三是将宿迁现有的各种政策制度规范化。通过这三种方式，到2004年底，针对宿迁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横向）和市、县、乡、镇、村（纵向）相继出台了110多个大类的政策和法规，具体到小类则不止千种。 仇和对于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的执著和偏爱在宿迁得到了充分发挥。在这些制度中，我们可以看到，光是城市绿化和管理这一类中就有七八项具体的制度条例，比如《停车条例》中对自行车、摩托车、三轮车、四轮车等的停车做出不同的规定。另外路边的草坪多高就要修剪、广场的树叶落到多大密度就要接受处罚、建筑工地的材料堆放只能占到工地面积的多大比例等等都有相关的具体规定。就在我们到宿迁的前几天，为杜绝行政机关的吃喝风，宿迁市又出台了一项关于来宾接待制度的《接待规定》,严禁机关工作人员中午饮酒。 仇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是为标新立异而提出的，也不是凭空想像出来的，而是基于宿迁作为新建市的特点提出的。宿迁是江苏农业、农村、农民“三农”比例最高，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三化”进程最慢的一个地区，区划调整导致宿迁市处于特殊的市情、特殊的区位、特殊的地位、特定的发展阶段。宿迁没有中心城市、没有经济中心、没有文化中心、没有社会事业发展中心。原来和淮安共有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发展中心，宿迁还能享受淮安中心城市资源的一半。区划调整以后，宿迁的分母不小，但分子很小，差距由此拉大。所以建市之初，宿迁的一二三产业比例为5∶3∶2，全国275个地级市没有一个城市是这样的比例。11.2%的城市化率也是全国没有的。要想把它变成一个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社会事业发展中心相当不容易。五大体系的建立它都没有载体:工业化体系没有城市大工业，城市化体系没有中心城市，流通服务业体系没有中心城市承载的大市场，社会事业发展体系没有中心城市提供环境，人才体系没有中心城市提供的高级人才。 针对宿迁的现状，宿迁市委、市政府制定了一个“54321”的发展战略，就是实施五大战略，实现四大目标，调整三大结构，提高两大收入，建设一座中心城市。五大战略即强农富民、工业突破、城镇带动、全面开放、科教兴市。四大目标即改革开放大突破、经济结构大调整、中心城市大推进、区域发展大跨越。三大结构即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城乡结构，而且明确提出以城乡结构调整为先导，带动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而调整三大结构的目的是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市、县、乡三级政府财政收入。这个“54321”的发展战略是仇和为宿迁的未来构建的制度框架和发展模式，核心目标就是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他总强调一点：老百姓花钱总是比政府花钱有效，民间资本投入总是比官方资本投入的回报率高，藏富于政府不如藏富于民。同时，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四句话：集主要精力实现工业突破，举社会之力建设中心城市，竭尽全力转移城乡劳动力，借助外力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 仇和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对社会形势的理性把握。他认为当前正处在体制转轨、机制转换、社会转型、国民转心的阶段，既不是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又不是体制完全到位的市场经济，在这个时期更需要靠制度去推进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尤其对于像宿迁这样的地级市来说，改革的空间很大，但是改革要冒风险，发展要付成本，稳定要花代价。如果所有地级市都不想冒风险、付成本、花代价，都等中央发话，还谈什么发展呢。地方完全可以在中央和省的法律法规与自己地方的具体环境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并具化成各项制度，这种自下而上的制度的建立是对我们党具体执政经验的一种必要的丰富和补充。基于对党的信念和对百姓的良心，仇和把自己对社会发展形势的理解和构想一步步落实在行动上。 离开宿迁的时候，注视着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我们好像已看到了仇和的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正在一步一步地拉近。 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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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和（1957年1月-），江苏滨海人，197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参加工作。现为江苏省副省长、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他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个性官员之一，他从政以来，多次施行和发布让人惊讶和意外的政治举措和命令。有人认为他为了政绩不顾人权，也有人认为他做事铁血果断，有效地促进了社会发展，因此被舆论称做“最具争议的市委书记”。 目录
1 官方简历
2 受争议的政治举措
2.1 铁腕反腐
2.2 教师招商
2.3 曝光小偷
2.4 教育市场化
2.5 医疗市场化
2.6 强令官员经商
2.7 人事改革
2.8 勤廉公示
2.9 限桌令
2.10 挑战人治限度
3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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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简历
1978年2月南京农学院植保系学习
1982年2月任江苏省农科院植保研究所科研人员、院团委书记
1984年11月任江苏省农科院工会副主席、党办副主任、院办副主任
1985年1月江苏省委整党办委派为淮阴市整党联络员
1985年9月到江苏省委党校首期县处级干部培训班学习
1986年3月起任江苏省农科院植保研究所副所长、党支部副书记兼院团委书记、院工会副主席
1988年5月任丰县科技副县长
1990年8月任江苏省科委计划处和农村科技处副处长
1992年12月任江苏省科委农村科技处处长、江苏省农业科技发展基金办公室主任、江苏省星火计划办公室主任
1995年4月至1996年1月参加江苏省首期高级管理人才经济研究班赴美国培训
1996年7月任宿迁市筹建领导小组成员
1996年9月任宿迁市副市长
1996年12月任中共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沭阳县委书记
2000年12月任宿迁市委副书记、副市长
2001年1月任宿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2001年2月任宿迁市委副书记、市长
2001年8月任宿迁市委书记
2002年1月任宿迁市委书记、宿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5年6月至9月参加中国第四期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赴中国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
2006年1月20日当选为江苏省副省长。
中共十六大代表。 [编辑]
受争议的政治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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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腕反腐
1996年12月起仇和以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之衔兼任沭阳县委书记开始推行铁腕反腐。 [编辑]
教师招商
1998年宿迁沭阳县，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 [编辑]
曝光小偷
1999年宿迁沭阳县让有小偷小摸等行为的人，在电视上念检讨书，取名“沉重的忏悔”，被《南方周末》报道。 [编辑]
教育市场化
2001年起宿迁推行教育事业改革，将学校推向市场变为民营。 [编辑]
医疗市场化
2001年起宿迁市强力推进医疗改革，将所有医疗机构进行股份制改革。 [编辑]
强令官员经商
2002年宿迁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副处级干部的任务是500万元/年，完不成任务的干部，所在部门领导免职。 [编辑]
人事改革
2003年初起仇和在宿迁推行干部任用公推公选制度改革，成为江苏这一制度的发源地。 [编辑]
勤廉公示
2004年7月宿迁推出勤廉公示制度，将党政主要干部资料在《宿迁日报》上公布，由人民提出问题，干部公开“述职述廉”。 [编辑]
限桌令
他在任內曾發出過《限桌令》，限制市內居民的婚宴不能超過8桌，黨員更只可擺5桌，否則，就會被罰款。而且，他更聲言“歡迎舉報”，而有黨員就因為違規而被罰款。 事件引起了“行政干預私生活”的討論，但亦有人認為這是“保先”的做法，可以避免黨員因為舖張排場而變得腐化。不過，有好事之徒把他頒布的《限桌令》改寫成為《限床令》，並在網上四散。結果《限床令》的傳播比《限桌令》還高，並引起香港及廣州的網友討論，而仇和本人更被香港網友冠以“死死書記”的外號。 [编辑]
挑战人治限度
仇和推行强制拆迁铁腕政策，并要求农民出义务工整治京杭大运河航道，修筑河堤；通过企业垫资，要求公务员、教师借出工资等方式筹资来进行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