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韩国新村运动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 作者：教育科学研究所李水山

　　一、发起新村运动的社会背景和科学依据

　　韩国山多，耕地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2%，平均每户只有1公顷多。韩国的人口密度很大，每平方公里480人。由于人口对有限国土面积的压力日益增大，从而导致地价不断上涨，这种现象尤以城市近郊最为显著。此外，韩国资源匮乏，只有劳动力资源。基于这种国情，韩国的决策者们一致认为，依靠人力资源开发发展经济是韩国得以快速、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

　　人才资本的形成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两项至关重要：（1）国民的科技水平；（2）国民的生活伦理（work ethic）水平。1945年韩国光复后，国家的科技水平日益提高，为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韩国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科技的发展速度。毁灭性的朝鲜战争，加上长年的政治动乱，以及循环往复的通货膨胀严重地破坏了韩国国民勤俭节约、相互信任的良好社会风尚和民风民俗。自60年代以来，韩国工农业发展、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衡，因贫富差距爆发户和贫困户之间的矛盾加剧，社会分配不公、官员腐败，加上学潮频繁，社会不断动荡，民愤一触即发。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大批农村年轻人纷纷涌入大城市，一次又一次冲击着农村原有的传统文化、伦理和秩序。一到政界选举之际，政治家们为了增加选票，提出很多不能兑现的口号作为政治资本，腐蚀了农民健康、淳朴、自助、自立精神。 

　　图 新村运动与韩国国民科技水平和社会伦理道德的关系   

　　韩国的学者们认为，要想提高人力资本两个重要因素的水平，必须通过一种措施提高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使其与国民经济和科技发展相辅相成、比翼双飞，才能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和推进社会进步（见图）。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间交流的扩大，从国外引进新的科学技术并不难，但是国民的伦理道德水平，如勤勉、诚信、节俭、自助、平等、合作等思想、精神、意识是永远无法用金钱和引进获取的。国民的生活伦理与本国国民的文化、宗教、道德、民族、民俗等内在的诸多因素密切相关，而且一个国家国民的生活伦理道德具有必须依靠本国国民树立与提高的本质特征。如果通过一种具有感召力的活动和国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而不是政治运动，使国民长期受抑制而潜在的良好的社会伦理道德再次迸发出来，就会释放出无穷无尽的效能。60年代末，韩国经济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政府已有财力支援农业，以缩小城乡、工农、区域之间的差距。这种社会背景，从客观上要求韩国的农民振奋精神，勤勉、自助和合作，官民一体，建设家乡，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二、新村运动的发起过程、主要内容和社会效益

　　（一）新村运动的发起过程

　　韩国政府自1962--1971年实施了第一、二个经济发展5年计划，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和扩大出口，但在此期间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第一个5年计划中工业发展速度为7.8%，而农业发展速度仅为5.3%，第二个5年发展计划中工业发展速度为10.5%，而农业发展速度只有2.5%，前后工农业发展速度之差，从2.5个百分点扩大到8个百分点。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也拉大了差距，1962年的农户年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71%，而1970年降到61%。当时，在全国农村人口中，经营不足1公顷耕地的农户占67%，他们的年平均收入还不到城市居民的50%，而且这种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导致农村人口的大批流动。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1950年的70%降到1971年的46%。农村人口的大量无序迁移，带来了诸多的城市问题和社会难题。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农业后继无人，加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导致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业濒临崩溃的边缘。

　　为解决这一农村与社会问题，韩国政府在实施第三个5年计划时（1972--1976），把“工农业的均衡发展”、“农水产经济的开发”，放在经济发展三大目标之首位（其它两个目标是扩大出口和发展重化学工业）。在此期间，韩国政府投资20亿美元，启动农村地区的综合开发。但由于有效利用资金投入的体制和机制尚不健全，加上农民立足家乡，改变家乡面貌的信心不足，自立自强的精神和意识匮乏，导致资金投入效益并不明显。根据这种实际情况，韩国政府自1970年开始发起了“新村运动”，并设计实施了一系列的开发项目，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的家乡建设活动。以勤勉、自助、协同为基本精神的新村运动先在农村开展以后，以振兴国家为动力，迅速波及工厂、学校及城市，向全国范围扩大。

　　1970年11月至1971年7月，韩国政府为全国的所有农村免费平均提供了300袋水泥，并限制农户不得自行处理水泥，而要用于村里的公共事业。当时韩国的农村平均每村有80多户农民，每户4袋水泥，按当时的市价计算相当于4000韩圆的政府支援。地方政府为了利用好这些物质，设计了近20种建设项目，如修建桥梁、公共浴池、洗衣场所，修筑河堤，改善饮水条件和房屋、村级公路等。

　　村民们得到这些援助物质后，纷纷组织动员起来，共同出力合作完成了村里的公共事业。发起新村运动的第一年，村民的反映比政府预期的还要好。第一年，全国35000个村庄中的16000多个村表现积极，成绩显著；第二年，政府对这些成绩显著的村庄继续提供援助物质，平均每村增加到500袋水泥和1吨钢筋。政府还将35000个村划分成自立、自助、基础三级，成绩最佳划为自立村，最差的划为基础村。政府的援助物质只分给自立村和自助村。1973年，全国农村中的约1/3被划成基础村，此后，基础村迅速减少，到1978年，基础村基本上消失，约有2/3的村升为自立村。

　　（二）新村运动的发展过程

　　韩国政府在组织实施新村运动的过程中，制定了阶段性目标，至今已开展30年，取得了超出预期目标的效果，实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的模式。

　　1.基础建设阶段（1971--1973年）

　　这一阶段的目标是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如改善厨房、屋顶、厕所，修筑围墙、公路、公用洗衣场，改良作物、蔬果、蓄禽品种等。自1970年冬季开始，政府无偿提供水泥、钢筋等物质，激发农民自主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勤勉、自助、协同精神。由中央内务部直接领导和组织实施，建立了全国性组织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网络，同时建立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培养大批新村指导员。新村运动经过基础建设阶段，初步改变了农村的生活居住条件，引起了广大农民的共鸣，调动了他们立足家乡、建设家乡的积极性，妇女也开始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2.扩散阶段（1974--1976年）

　　在这一阶段，新村运动迅速向城镇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原来划分的自立村，根据村民的收入情况改划为福利村。新村建设的重点从基础阶段的改善农民居住生活条件发展为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修建了村民会馆和自来水设施，以及生产公用设施，新建住房，发展多种经营。政府对新村指导员、国家各级公务员、社会各界负责人分批进行了新村教育；对卓有成就的农村提供贷款，并在各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动员理工科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教师、科技人员轮流到农村巡回讲授和推广科技文化知识和技术。在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业连年实现了丰收。

　　3.充实和提高阶段（1977--1980年）

　　在这一期间，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步缩小，社区经济的开发日趋红火，政府推进新村运动的工作重点放在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产农业，积极推动农村保险业的发展。同时，为推动乡村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为广大农村提供各种建材，支援农村的文化住宅和农工开发区建设。在这一阶段，国内政治不断动荡，新村运动受到种种批评和责难。经过调整以后，新村运动从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转变为民间自发，更加注重活动内涵、发展规律和社会实效的群众活动。

　　4.转变为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1--1988年）

　　在这一阶段，政府大幅度调整了有关新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建立和完善了全国性新村运动的民间组织，培训和信息、宣传工作改由民间组织来承担。政府只是通过制定规划、协调、服务，以及提供一些财政、物质、技术支持和服务等手段，着重调整农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进一步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继续提高农民收入等。当时，农村居民普遍认为，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了城市居民生活水准。

　　5.自我发展阶段（1988年以后）

　　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派繁荣气象从城市开始逐步向四周农村地区扩散，新村运动也带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的特征。政府倡导全体公民自觉抵制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并致力于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与法制教育。同时，积极推动城乡流通业的健康发展。新村运动转变为国民自我发展阶段以后，为在运动初期启动农村经济、文化活动而建立的政府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逐步弱化，而具有客观生存与发展规律，有助于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如农业科技、推广、培训组织，农村教育机构、农协、流通、农村综合开发、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机构应运而生，并在不断优化其结构中生机昂然地传承着新村运动的精神和理念，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三）新村运动的主要内容、形式和社会效益

　　新村运动初期，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生活环境上，其理由是：（1）农民当时最为迫切的要求是改善自己的居住生活条件；（2）改善农民基本生活条件，更容易启发农民并得到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新村运动就是在这种农村社会背景下发起，又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项目开发和建设工程，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称赞。

　　1.改善农村公路

　　当时的韩国农村，从地方公路到村级公路既狭窄又弯曲，没有桥梁，各种车辆和农机具无法通过，交通十分不便。新村运动初期，全国大部分农村都组织实施了修建桥梁、改善公路的工程。1971--1975年间，全国农村共新架设了65000多座桥梁，各村都修筑了宽3.5米、长2--4公里的进村公路。到70年代后期，除了个别极为偏僻的农村外，全国都实现了村村通车。村民们又自发起来，修筑了许多政府还没有顾及到的大小河堤。不少农民无偿让出了自己的土地，供村里修路。新村运动发起后，很多农村妇女积极参与，村里选出男女各1名担任新村指导员，妇女活动在新村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改善住房条件

　　1971年，在全国250多万农户中约有80%住在苫有稻草的茅草屋，但到1977年，全国所有的农民都住进了换成瓦片或铁片房顶的房屋，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由于改善了农村周围的公路，水泥和钢筋等物质的运费也大大降低，很多农民从外地运来水泥和沙子，改善屋顶工程逐渐转变成以建新房为开端、建设新农村的事业，政府也积极给予贷款支援农民改善居住条件和环境。

　　3.农村电气化

　　60年代末，在韩国的农村只有20%的农户按上了电灯，其余的农户还在传统的煤油灯下生活。到1978年，全国98%的农户都装上了电灯，90年代全国已实现了电气化。新村运动初期，政府鼓励竞争，优先给积极参与的农村供电。随着新村运动的深入开展，农村电气化得到迅速发展，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在这期间，由政府补助一部分，农民借用低息贷款，加速实现了农村电气化。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家电得到了普及，农民为了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就要储蓄，这又促进了农村储蓄业的迅速发展。

　　4.农民用上自来水

　　自古以来，韩国农民饮用井水，而传统的井水既不卫生又不方便，需要花费很多劳动力和时间。当时，能喝上自来水，对农民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夙愿。新村运动开始时，村民们自觉地动员起来，把山上的水引到村里的蓄水池后用水管接到每家每户。因地势高，不宜引水的村庄，深挖井，再用水管接到每家厨房，用抽水泵取水。80年代，普及使用汲取地下水的井管挖掘机，农村的饮水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农村环境卫生条件也明显得到改善。

　　5.推广高产水稻品种

　　新村运动初期，政府开始推广“统一系”的水稻高产新品种，使韩国的水稻生产跨入划时代的发展阶段。1970--1977年，水稻的每公顷单产从3.5吨增加到4.9吨。农民们在水稻生产中，学到了共同合作的“集团栽培”方式。水土条件相近的10--30户农民，在掌握先进耕种技术的班组长的带领下，共同选种、育苗、插秧、施肥、灌水，直到收获。这种共同协作的“集团栽培”，使得水稻高产品种在极短时间内推广到各地农户，提高了全国农民的水稻栽培水平。

　　6.增加农民收入

　　在韩国,农户收入由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两部分组成。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逐步向农村地区扩散，农户收入中的非农收入所占比重逐步增大，预计到2004年，非农收入所占比重从1994年的35%增加到50%。韩国农民收入的明显提高是从70年代开始的。1970年，农户年平均收入为25.6万圆（当时可折合成824美元），按每户6口人算，人均收入137美元；1978年农户年平均收入为3893美元，人均649美元，即使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农户的实际收入也大大提高。韩国农民的收入急剧提高，得益于如下几个因素：（1）自1973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水稻新品种；（2）自70年代中期，政府为保护“统一系”水稻新品种的价格，给予财政补贴；（3）部分农户改种经济作物，调整优化农业结构；（4）政府以新村运动的名义，大量投资，扶持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7.农协组织的迅速发展

　　70年代的新村运动，对于韩国农协，尤其是基层农协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自古以来，韩国农民因贫困交加而没有多少储蓄的习惯，但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到农协金融机构储蓄，而且储蓄额也不断增大。1971年每户农民的储蓄额只有4300韩圆（时价12美元），而1978年增长到24.5万韩圆（500多美元）。随着农民储蓄额的不断增加，由农协提供的农业生产资金也不断增多。60年代中期，由农协提供的生产资金中，70%来自政府的财政资金或金融资金，而到70年代中期，这一比重下降到25%。农协的信用资金主要来源于农民的储蓄，农协的金融组织在农村金融业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妇女组织在发展农村储蓄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新村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

　　除了金融业外，在流通方面，农协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农民在种植水稻高产新品种的过程中，施用了大量的化肥和农药，农资、建材、家电等物质也都由农协来组织提供。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协的规模也迅速得到扩大。70年代，全国基层农协数为1500个，大致与邑为单位的行政区域数相近，一个基层农协对1000多户农民开展业务。一个基层农协的工作人员从1972年的6名增加到1980年的18名；一个基层农协受理的资金从1977年的4300万圆增加到1980年的23.4亿韩圆（330万美元），其中180万美元来自信用事业，100万美元来自经济活动，50万美元来自公共福利保险事业。由此可见，基层农协在当时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8.兴建村民会馆

　　新村运动一般在冬季农闲期间开展，但在当时很难找到村民能集中讨论活动的场所。所以，从开展新村运动的第二年开始，各地农村纷纷兴建村民会馆。农民有了自己的会馆以后，不仅用来召开各种会议，还用来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和交流会。为在农忙期间节省劳动力，提高劳动效率，在村民会馆中办起了公共食堂。妇女会在村民会馆中还举办了公共交易场，降低了产品的流通费用，节省了村民的购物时间。村民会馆收集了包括农业生产统计资料和农业收入统计资料在内的各种统计资料。村民会馆还经常向村民展示本村发展计划和蓝图。在村民会馆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农民不是只通过书本，而是在各种实况展示和社会实践中亲身体会到了民主决策和管理的真谛，也学会了与各级政府同心协力，共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进而加快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能力。

　　三、新时期韩国政府的职能与作用

　　上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认为已经完成了运动初期需要政府支持、协调和推进的某些使命，国民及非政府组织已有能力自主开发一些活动，于是便通过规划、协调、服务来推动新村运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培训、信息和宣传工作由民间组织来实施和完成。然而，因为农业本身的比较效益低，仍需要政府的一些保护和扶持，并有相应的资金投入，在这方面，韩国历届政府始终加以高度重视和努力施行。进入90年代，韩国政府制定一系列扶持农业和全面发展农村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的政策措施，以促使新时期韩国农村与新村运动有机衔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1994年6月，由当时的金泳三总统主持召开的“推动农渔村及农政改革会议”，研究制定了有关促进农渔村发展的14项40条政策措施，力争在20世纪末使农民年均收入超过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21世纪初实现现代化的农村，使新村运动在韩国奠定的良好基础，在新时期有了新的发展。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 教育

　　1、大学以区域划定招生名额；2、优先照顾农业高中毕业生升学，对1万名来自农渔村的大学新生提供注册金；3、优先在农渔村地区建立专科大学；4、到1997年为止，完善农渔村小学的各项办学条件；5、在人事制度方面，对农渔村学校的教师给予优厚待遇；6、对农渔村高中生减免学费比率从现在的15%提高到30%。

　　（二） 医疗

　　7、由国家财政承担农渔村医疗保险的比率从现在的40%提高到50%-60%；8、定期对农渔民进行体检，使农渔民与其他行业的职员享受同等待遇；9、根据地理位置，合并相邻市、郡的农协组织，共同分担重病患者及老年人的医疗费。

　　（三） 农渔民年金制度

　　10、自1995年下半年开始实行农渔民年金制度，最低等级金额的1/3由政府从农特税中支出；11、为照顾高龄农渔民，申请加入的年龄界限从现在的60岁以下放宽到65岁以下。

　　（四） 减轻农渔民负担

　　12、免除畜牧业用物质生产增值税；13、对经营耕地少的农民及收看电视困难的农民免收费；14、扩大对大小岛屿的飞行航线。

　　（五） 扩大非农收入

　　15、简化申办农工团地的手续，促进旅游开发，解决30万人的就业渠道；16、到2004年，将农渔民非农收入比率从现在的30%提高到50%；17、指定小城镇周围为农渔村产业地带，供其自由使用。

　　（六） 建设现代化的农渔村

　　18、组建790个100-300户规模的现代化农渔村；19、改善现有农渔村住宅50万栋。

　　（七） 扩建农渔村公路

　　20、对现有3.4万公里中的2.7万公里重新铺修，将铺修比率从现在的26%提高到85%；21、为修建农渔村公路，提高地方养路费所占比率。

　　（八） 开掘地下饮用水

　　22、为取水困难的5000个村庄，开掘提供地下饮用水；23、为小规模村庄提供污水处理设施。

　　（九） 鼓励经营农业

　　24、免除因继承农业或经营农业而回乡者的城市住宅转让费。

　　（十） 增加信用保证基金

　　25、提高对农渔民的信用保证基金，每年增加信用保证基金700亿韩圆，从现在的1750万圆信用保证基金增加到1万亿韩圆。

　　（十一）搞活农用耕地交易

　　26、废除农用耕地所有面积上限和距离限制条件；27、对少于660平方米的旱田允许农民使用；28、将现行的3公顷以上非自耕农地处理权扩大到1公顷以上，对不在当地而拥有耕地者加重税收，以防投机行为。

　　（十二）健全食品加工制度

　　29、修改现有的法规，使农民或农业生产者团体只需在市、郡、区申请就可以营业；30、废除品目制造许可证制度。

　　（十三）建立竞争制度

　　31、培育15万户专业农户（其中大米10万户，畜牧、果树业5万户）；32、到1998年为止，休整农业振兴地区内的13.6万公顷耕地；33、到2004年为止，培育2000所在城镇有限投资的农业法人团体；34、提供1000亿韩圆购买农机具贷款；35、到1998年为止，完成34个农产品公用批发市场；36、制定消费者协同组合法，以建立山区与城镇的联系；37、建立各类综合处理设施400个，畜产品综合处理设施10个，水果、花卉及猪肉等出口专用基地60个。

　　（十四）建立健全农业支持机构

　　38、1994年下半年，为实现农业国际化、区域化，加速整顿农林水产部、农村振兴厅、山林厅和水产厅；39、分离农水产协同组合的信用产业和经营事业，合并基层农协单位组织；40、改革农渔村振兴公社、农水产品流通公社的基层组织及职能。

　　金大中总统执政期间的1998年3-20003年2月，克服了国家的金融危机，恢复了经济增长，进一步完善了政治民主化进程，更加注重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实现了南北首峰会谈。自2003年3月，卢武铉当选总统开始执政以来，提出了20项基本国策，倡导建设具有竞争力和生活和美的农渔村，具体政策有8项：（1）确保农渔村预算达到10%，进一步提高农渔业的竞争力；（2）开发环境亲和型农业；（3）增加农民收入，增幅达到20%，补贴农民收入因农产品价格走低而减少部分；（4）确保农渔业稳定经营；（5）建立农渔业福利体系；（6）稳定农民收入；（7）增强农村经济的活力；（8）奠定农渔业旅游基础。

　　四、新村运动遇到的问题与发展方向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的农业与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1993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已达到城市居民的95.5%，其中，果农、菜农占较大比重的汉城市郊和济州岛的农民收入最高。1993年，农村居民的收入也显著提高，每100户农民所拥有彩电率达到123.6%，电冰箱105%，燃气灶100.4%，电话99.9%，汽车20.9%，计算机6.7%。

　　新村运动在国家发展和社区经济开发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也出现了各种问题，遇到了种种难关，如新村运动的理论研究落后于社会实践；在城镇开展此项活动并不理想；因过分强调政府的统筹作用和依赖行政手段，助长了农民依赖政府号召和组织的思想；农村劳动力后继乏人日趋严重；对乌拉圭回合以后开放农产品市场缺乏研究；对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农业高新技术研究、发展效益农业、农业可持续发展都没有更为有效的对策等。在这一期间，韩国的新村运动组织也组织开展过一些有效的活动，如“一区一社一村一品运动”、“农产品直销”、“城乡姊妹联系”、“文明市民和家庭活动”，以及敬老、环保、交通安全等活动。

　　这些都无非是城乡、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内容，也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和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具体体现，尽管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资金投入、科技教育、民间企业和农民的积极性有直接关系，但是农民通过新村运动树立的勤勉、自助、协同精神和意识仍鼓舞着韩国农民积极向上和奋发进取的主人翁意识和勤劳致富的精神，值得学习和借鉴。新村运动不是一场政治运动（在法制政治体制下，不可能发生群众性政治运动），而是在农业萎缩、农村衰退、社会颓废的大背景下，农民得到政府、学界和城市居民有组织的支持和呼应而发起的自助、致富活动，也是城乡、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成功尝试和具体实践。

　　韩国开展新村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得到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关注和肯定，得到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先后有130多个国家派出12000多人参观、学习和取经，有些国家的总统、各部部长亲自带领考察团组学习、考察。中国农业部、中国农学会在绿色证书培训、科教兴村活动、农村科教扶贫、农村综合开发等项活动中，与韩国新村运动组织机构、全国大学教授新乡村研究会有着广泛深入的联系、交流与合作，邀请李秉东、李质铉等韩国大学教授来华指导，据2002年4月统计,在全国开展科教兴村活动的村庄已有3000多个。韩国在推进和实现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诸多社会问题与我国目前遇到的社会问题极为相似，韩国的新村运动发起过程、主要内容、社会效益及经验教训，对我国调整农村政策和产业结构，研究农村、农业与农民问题都会带来有益的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