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小城镇化道路”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为了反驳我写的《中国户籍改革初探》一书中不赞同“城镇化”道路的观点，网友shitou向我再三推荐了温铁军先生的文章《中国的“城镇化”道路与相关制度问题 》。温铁军先生是《中国改革》《改革内参》杂志社社长兼总编；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然而尽管温先生在这篇发表在2000年的文章中告诉我们，所谓的中国“城镇化”道路的设想最早是1957年由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提出来的，尽管温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明确主张选择“城镇化”道路是适合的，但是这篇文章中所提供的相关数据和分析却一再指明了“城镇化”道路的致命缺陷，比如文章中明确告诉我们：城镇化道路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在剥夺农村和剥夺农民，二十年来的城镇化道路只在数字和名称上增加了城镇的数字，但城镇的人口却并没有得到多少实际的增加，二十年来的城镇化道路结果是乡镇企业在八十年代初从高峰开始直线衰退、乡镇和农村的消费直线下降、目前两三亿流动人口主要并不是生活在距离家乡较近的小城镇而主要生活在远离家乡的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因此通过对温先生这篇文章的分析，不但没有能从理论上证明小城镇化建设道路之可行，反而再次从理论上宣判了小城镇化道路是一条死胡同。 

根据温先生在这篇文章中的介绍，关于应该不应该走城镇化道路的问题，中国的学术界一直是有激烈争论的，也就是说，中国专家学者的意见并不统一，然而城镇化道路最终成为了我们的国策之一。温先生对此的解释是“采取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决策理由，显然不是理论界讨论的规模效益或者其他经济理性；而是对小城镇在国家没有投资的情况下仍然大量增加的客观情况的认可。所以这个决策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换句话说，之所以选择城镇化的道路，并不是已经通过了科学的研究和论证，确认城镇化道路是一条中国城市化建设的可行之路或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可行之路，而只是面对现实的一种无奈之举？ 

进一步的思考是，为什么在国家没有投资的情况下，小城镇仍然会大量增加呢？是因为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益？还是因为提高了农民的科学技术能力提高了劳动效益？或者是农民找到了什么致富的窍门？如果都不是，那么地方政府是怎样取得这一政绩的呢？温先生在文章中解开了这个谜：“地方政府正是利用现行农村集体经济在体制上的弱点，通过土地低价征占，高价出让，最大限度获取土地资本的增殖收益。”也就是说小城镇化成为了地方政府剥夺农民的一个合法途径。文章用具体的数据告诉我们：“图表数据反映出新中国50年的两个工业化阶段的剪刀差增长情况，应该承认，后20年、尤其是最近10年剪刀差数额扩大的趋势更严重。因此，一方面农产品市场复兴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农村工业品市场的形成，客观上成为农村城镇资本积累和积聚的两个主要来源；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事实上也是对农民和农村的剥夺。”也就是说，在小城镇化道路成为中国的国策以来的二十多年，农民不但没有从中受益，反而更加贫困了，文章说：“我们把80年代中期以来的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比例按照城市、县级城镇和乡村三个层次分别作图，则可以进一步看出，实际上县以下城镇和乡村的消费比例从80年代末期以后不断下降，90年代尤其明显。” 

为什么消费如此下降呢？温先生在文章中告诉我们：“第一，近10年来农民收入增长减缓，1989－91年曾经出现过连续3年收入增长幅度下降的现象，到1997－99年又再次出现，其中1999年农民收入仅增长3－4％，远低于城市8－9％的增长速度。另据测算，如果扣除农户存粮和其他难以兑现的实物收入，大多数农村地区12年人均现金收入每年只增加了7元。” 

那么小城镇化道路国策决定以来，究竟有什么具体的成果呢？温先生在文章中介绍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是人口的城市化，而是地名的城市化。城市数量增加了两倍，城市人口却只增加了10个百分点，而且主要是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其中“小城镇近20年的发展基本上是数量的扩张而人口规模严重不足。”为什么城市人口没有快速增加呢？为什么小城镇人口规模严重不足呢？我想大中城市人口并不是真得没有快速增长，很可能只是统计上面的数据没有增长，因为二元户籍制度可以将已经进入大中城市的两三亿流动人口拒之门外，或者更加确切地说，可以“视而不见”。至于小城镇之所以人口规模严重不足，是因为绝大多数农民并没有进入小城镇生活的意愿。二十年来的小城镇化道路的探索告诉我们：农民对于政府热情期待他们进入的小城镇确实没有进入的热情和意愿。 

温先生认为，尽管小城镇化道路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目前的现状也很不理想，甚至处于一种危机状态，但是只要取消了二元城乡户籍制度，就可望得到改观，温先生在文章中说：如果能够通过综合改革打破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促进农村小城镇发展，加快自给性消费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市场消费的城镇人口，则尚有可能改变“大中国，小市场”的局面；倘若再延宕下去，中国将很难通过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创造的增长，来参与21世纪的国际竞争。 

我赞同温先生关于目前城镇化道路在现有二元户籍制度下遭受窘境的判定，但是并不认为取消了二元户籍制度就能使小城镇化道路死而复生。理由很简单，在限制农民自由迁徙的二元户籍制度下，在政府的长达二十年的鼓励下，农民尚且不愿意去小城镇。一旦取消二元户籍制度 ，将自由迁徙权完全还给农民，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期待农民反而会自愿去小城镇而不去大城市？因此认为取消二元户籍制度后会促进中国的小城镇化道路发展的想法是无法成立的。 

正如温先生在文章中对小城镇化道路可以拉动经济增长的想法一样是无法成立的。温先生在文章中说：“如果在15年内集中发展1万个中心镇，2800个县市平均每县市3－5个，可将未来需要转移的2亿农村人口的一半集中在这里。另外，如果小城镇的建成区面积由目前平均每个镇0.3平方公里扩大到1平方公里，按每平方公里投资1亿元计，现有近2万个小城镇中有70%扩容，则可能需要投资总额9800亿元。15年平均下来，每年就要有650亿元，如果计入带动效应，则每年就会有不少于2000亿元的投资，每年约可增加700万城镇人口的市场消费。新增消费额至少每年可有360——400亿元，相当于农村市场消费额每年增长两个百分点，这有可能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 

温先生在构想这个美好理想的时候是2000年，现在已经过去六年了，也就是距离温先生实现理想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多，然而温先生构思的这个美好理想依然还是一个画饼。原因很简单，一方面，前面所提到的所有关于小城镇的所谓政绩，大都不是小城镇化道路所带来的成绩，而是这项国策的赞同者，将所有乡镇原来就有的成绩，全部虚构成小城镇化的成绩。正如河北省所做的那样，将全省条件最好的城镇选为小城镇化道路的试点镇，这样即使什么成绩也没有但是统计起来这些镇在各方面的数据依然会高于平均水平。这样的样板无法对其他城镇起示范引导作用。因此在农村越来越穷、农民越来越穷的现状下，除了原来由于种种原因富裕起来的城镇之外，一般小城镇根本不可能再从民间挤出那么多的资金来投入。在市场经济时代，所有的民间资金都会优先投资到大中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而不是小城镇。 

相反，如果国家取消了二元户籍制度，那么将在极短的时间内，激发民间资金对大中城市的投入热情，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城市能取消二元户籍制度，那么已经在城市工作生活的两三亿外来人口将设法在城市安家落户，那样才能真正起到拉动内需的作用。同时，当两三亿人口稳定进入城市之后，才能真正减轻农村土地上的人口重负，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 

温先生在文章中专门写了“反对发展大城市的意见”和“小城镇的发展优势”这两节。下面我来逐一分析一下温先生的这些观点是否能够成立。 

反对发展大城市的理由之一，“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城市的失业问题正变得日益突出。大量的人口涌入，势必会加剧就业压力，并可能产生严重的社会矛盾。”农民进入城市究竟会增加城市的就业机会还是减少城市的就业机会，不能通过简单的想当然来判定。比如在东莞，大量的外来打工者进入东莞，不但没有增加东莞本地人的就业压力，反而为本地人发展第三产业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退一万步说，即使农民进城增加了城市市民的就业压力，如果我们的良知承认农民和市民是同样平等的人，那么有什么理由剥夺农民进城参与平等的就业竞争呢？更何况农民离开故乡来城市与市民竞争本身已经在许多方面处于劣势。如果说让在接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已经处于劣势的农民平等参与城市就业竞争居然会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难道用歧视农民的方式剥夺农民参与公平就业竞争反而不会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吗？因此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为理由禁止农民进城的理由不能成立。 

反对发展大城市的理由之二，“中国现有的城市在城市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基础设施的建设、社会保障和公用事业的供给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的缺陷，在这种条件下扩张现有的城市，将造成城市生存环境的恶化。”将政府的管理缺陷当成反对发展大城市的理由简直是一个国际笑话。因为任何人都会反问：为什么不去设法消除那些包括二元户籍制度在内的城市管理缺陷呢？为什么不可以边发展大城市边消除那些政府的管理缺陷呢？换个角度来看，在现有政府管理模式下，大城市的发展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在全国掀起了一阵接一阵的造城新高潮。目前中国的城市总数只有600多，竟然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城市官员明确提出要建成国际大都市。由此可以看出，说在现有体制下扩张现有城市将造成城市生存环境恶化的理由，几乎并没有任何一个大城市的管理者相信。 

反对发展大城市的理由之三，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盲目扩张，形成了贫民窟和“棚户区”，导致黑社会犯罪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应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避免犯同样的错误。这个理由同样是荒唐的，因为这个理由不是以必然性来论证反对的理由，而是以可能性作为反对的理由。也就是说，发展大城市只是可能出现而不是必然出现“棚户区”黑社会犯罪等。在吸取了外国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之后，我们理当更加有信心地避免出现类似的失误，有什么理由反而要因噎废食呢？ 

小城镇的发展优势之一，“改革以来，尽管中国城市化进程滞后，但近年来小城镇数量扩张明显，在小城镇的建设方面还是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因势利导发展小城镇应当说有一定的基础。”温先生自己已经在同一篇文章中驳斥了这个观点，事实上是，二十年来的小城镇发展，只不过是数量上的增加，名称上的增加，实际人口并没有太大的增加。到目前为止，许多小城镇发展的政绩是经不起质疑的，大都是将原来一些长期形成的优势虚假地统计成小城镇化道路的成绩，是没有可模仿性的。二十年来小城镇化道路的客观结果是农村更加穷，农民更加穷。 

小城镇的发展优势之二，“由于地缘关系紧密，农民进入小城镇比进入大中城市付出的心理成本要低一些。”这句话简直是谎言，因为目前在中国社会的两三亿流动人口绝大多数是在大中城市而不是在小城镇。中国两千万两百多万的留守儿童的存在证明了他们的父母不在距离他们的故乡较近的小城镇，而是在远离故乡的大中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因此“地缘优势”这样的理由只存在于纸上，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许多农民青年宁愿在大中城市艰难生存也不愿意回故乡种地的现象已经普遍出现于流动人口第二代的身上。 

小城镇的发展优势之三，“小城镇的发展可以把城乡两个市场较好、较快地连接起来，迅速地促进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由此大量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进而促进农业规模效益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同时又可以缓解大中城市人口膨胀的压力。”二十年来的小城镇化实践，既没有将两个市场联系起来，也没有促进农村的二、三产业的发展，更没有能大量吸收农村剩余的劳动力。正如温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所介绍的那样，乡镇工业的骨干乡镇企业也在八十年代昙花一现之后趋于萎缩，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可以相信小城镇能吸收大量的剩余劳力？乡镇企业当初为什么能迅速发展？因为乡镇企业当年能用较高的工资从城市的国营企业挖来人才和技术。但是在进入市场经济之后，能出大价钱购买人才和技术的已经不再是乡镇企业，而是在大中城市的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等，所以乡镇企业在缺少资金，缺少技术，缺少管理，缺少人才的状态下只能迅速在市场经济时代被淘汰。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所谓的小城镇化道路，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2006/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