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林：缺乏竞争，还是缺乏合作？
——农村金融新思路 农村金融之鼓励“竞争”，乃是一种奢求。农村市场，这里说的是欠发达地区的低端市场，由于居民地理分布、收入分布的原因，是极其“稀薄”的，当地的有效需求可能连一个像样的网点都不足以维持，又如何增加更多网点，以利于促进“竞争”呢？因此，很多时候，农村市场天然具有某种“局部垄断”的性质。区别在于，究竟是由外在于农民的资本力量来“垄断”，还是由农民自主的合作组织来“垄断”。
农村金融之缺乏“竞争”，也是一种假象。或者说倒果为因。好比缺车少路，赛车运动更是无从谈起的。又好比农村如果没有公路，送汽车进去也只能当摆设。如果路况差，汽车也不愿意进来。政府首当考虑的，不是送车，而是修路。要修的首先不是高速公路，而是乡间小路。高速公路穿村而过，但是如果没有入户的乡间小路，农民也只能望车兴叹。乡间小路也好比一个人的毛细血管，维持着血液的微循环。缺乏这样有效的微循环机制，人体的细胞组织将会坏死，病人输血无补；农村的金融市场将会萎缩，穷人告贷无门。 那么，农村金融的微循环机制如何建立呢？如果银行间的充分竞争都难以形成，则农民间的有效合作更为必要。这里是指合作制、合作组织意义上的合作。农民并非没有信用，而是农民的信用隐藏在乡土社会之中。现有的银行体系乃是基于城市工商社会建立的，对于农民的信用无法掌握。要充分发挥乃至放大农村和农民的信用，就必须降低农民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金融的本质是信用，信用的本质是信息。农民贷款难，果真是缺乏信用吗？或者说农村的中下层农民没有信用吗？恐怕应该确切地说是我们现有的银行体系对他们的信用无法掌握，无法掌握他们的相关信息，因为信息并不对称。农村乡土社会的信息和信用体系是“横向”的，城市工商社会的信息和信用体系是“纵向”的。要充分发挥乃至放大农村和农民的信用，就必须降低农民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农民的信用或信息需要通过组织化特别是合作化的方式，与银行体系接轨。 到底农村和城市有什么区别？并不是简单说，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工业和农业又有什么区别？我觉得从社会学角度来讲，城市宏观上更集中，微观上更分散。宏观上更集中就是高楼大厦，几十万、几百万人口集聚，微观上更分散就是左邻右舍，上下楼层，隔壁街坊，往往谁也不认识谁，你不认识他，你不了解他，你不知道这个人的品行、信用怎么样。而在农村，宏观上是分散的，微观上很集中。宏观上讲，一个村跟另外一个村，一个镇跟另外一个镇相距几里地、几十里地，微观来讲，一个村里面，男女老少、左邻右舍，从小到大，是一个熟人社会，相互之间知根知底，是很了解的。就是说，在农村这个熟人社会的有效半径内信息比较对称，信用是是可以掌握的，但超过这个半径就不是那么可靠了。 城市工商社会的信用体系是纵向的，我们了解你这个人，了解你这个企业，通过房产局、土地局、工商、税务查你的资料，通过你的银行查你的记录，甚至通过所在单位查你的工资单，这都是纵向的手段。基本上通过这几道纵向手段，大致能够把握。对农民来说，这几个手段是无效的。农民的信用体系是横向的，依托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同村同乡的熟人社会。 金融人士大都习惯把金融存贷款，特别是贷款当做一个行为、活动、业务，没有从业务对象的角度来讲。孟加拉乡村银行恰恰是把业务对象（穷人、农民……）组织起来，几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相当”（亦即所谓“穷帮穷、富帮富”是也），组成小组，小组之上还有逐层组织。小组是多次可重复机制，信用得以滚动积累和提升。 因而，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另一面，好比是一个NGO或者说具有一定的合作制性质，通过多层次组织，深入社会底层，对于业务对象进行组织，在此基础上开展金融业务。这就意味着，农村金融深化与农民组织化可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现在金融体系的改革思路越来越貌似现代、国际化的东西，实际上只适合城市社会，工商社会，而且是大中城市、发达的工商社会。事实上，即便是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分散的农村，也有不那么商业化的城市区域，是通过合作制，利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通过熟人关系降低了管理成本，提高了信用。 农村合作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内容也是多样多种的，包括农业生产资料、专业技术、销售、加工等方面，但是如果没有一个金融的纽带，就无法整合这个合作。就如同我们说金融是经济的核心，实际上合作金融也是合作经济的核心。 合作制在国际上有两种基本模式，欧美国家走的是专业化路线，他们的信用社，一般是自成体系。欧美是大农，是农业资本家。东亚农村的社会基础是小农社会，一个农户几亩地、十几亩地，本身就不专业，规模化程度不高，专业化自然不高。又种水稻，又种杂粮，又养鸡、又养猪，还搞点副业，农闲时打打工。你让他们分头去组织和参加养鸡养猪的专业合作，根本就搞不起来。所以，在东亚小农社会，必然要求是一个综合化合作，把各种专业合作，包括信用合作，综合在一个体系，金融在这个里面处于一个核心的地位，像日本、韩国农协以及台湾农会有一个信用部门，居于整个农村合作体系的核心。 我们很高兴看到银监会出台《意见》也提到要发展社区性信用合作组织。如果村镇银行是可以允许的，信用合作则是更加值得鼓励的。问题在于，历史的教训以及国际的经验都已表明，小农社会条件下的单独的“信用合作”是难以有效存活的。为了降低组织成本，提高组织效率，需要对农村现有组织资源进行必要整合。特别是充分利用农村熟人社会的信息与信用。相互之间具有地缘、业缘联系的农民，最为了解彼此的信用。 金融不仅是一种活动、一种行为，也需要有效的组织载体，以便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风险。而合作组织就可以是这样的重要载体。例如，我们可以探索在基层合作社中推行股权分类，分为资格股和股。其中投资股(优先股)的设置，有助于缓解合作社资金稀缺的问题。投资股没有表决权，因此不必受到20%的比例限制，可以为合作社吸引尽可能多的资金，但是不承诺保本保息和固定收益，又规避了金融风险。投资股享有股息，但上限封顶，因此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股权；下不保底，又只对合作社内部招股、付息，因此不是金融监管上非常担心的“吸收公众存款”。投资股收益的上限定为10%，美国类似的规定是8%，台湾地区类似的规定是10%。在中国当前10%应该是合适的，当然今后如果国家有统一规定可以从其规定。 上述“投资股”可以起到类似“存款”的功能。至于“贷款”，可以采取合作社采购“预付款”、周转金等等形式。这些“投资股”、“预付款”只要控制在合作社的有限范围内运行，就不会造成扩散性的金融风险。 这也就是说，在现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的基础上，通过股权分类以及其他一些设计，也是可以起到资金互助的作用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积极地、审慎地探索具有完整意义、包括有存贷款活动的社区信用合作，进而组建以金融为核心的新型综合性农村合作协会。□
来源：学习时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