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我的主要学术观点

　　经济学理论是从实践中抽象出来用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背后
的几个主要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一个有生命力的
理论的建立有两个基本过程：一是从“人是理性的”这一经济学
中最基本的假设前提出发，根据特定社会具体的社会经济变量构
建严谨的逻辑体系来分析解释所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二是从
这一逻辑体系导出能经得起实际资料检验的假说。 

　　二 关于制度经济学研究 

　　西方经济学中有大量的实证分析工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我国传统经济学中研究方法的不足，因此应该为我们所借鉴。
然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是建立在经济发展中人的偏好以及
、资源、制度和技术条件不变的假设前提上的，而经济发展本身
就是一个制度和技术变迁的过程，如果把西方的市场制度和技术
条件当作是经济学研究的给定前提，那么也就放弃了对经济发展
的过程和原因的分析。因此，中国的经济学者在进行理论研究以
解释和指导我国经济的发展时，不应照搬建立在完善市场制度基
础上的西方主流学派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而应把技术和
制度当作经济体系中的内生变量来研究。 

　　制度是规定社会中人与人发生互动关系时的行为规范，它可
以被设计成人类应付不确定性和增加个人效用的手段，制度也是
一种商品，因此存在着对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制度的提供需要交
易成本，而制度所提供的服务能带来收益。某种制度安排所提供
的服务，可以由多种其它制度安排达到。制度变迁是指一种制度
安排向另一种制度安排的转换，对新制度安排需求的增加以及维
持新制度安排成本的降低都可能引发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可以分
为两类：诱发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发性制度变迁是
指由于技术进步和人口的增加，会使一个社会中某些原来有效的
制度安排变成不再是最有效的，因此新的罐安排就可能被创造出
来以取代旧的制度安排。由于制度变迁通常所需要的费用极高，
因此除非新制度安排所产生的个人净收益超过制度变迁的费用，
否则不会产生诱发性的制度变迁，而这种情况很难达到；同时，
由于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因此必然存在着“搭便车”问题。这
样，由自发性过程所提供的新制度安排将少于社会最佳供给，因
此需要政府采取性的行动来完成制度变迁。 

　　关于技术变迁研究，我的两个贡献是： （1）对拉坦－－速
水假设做了扩展，证明了诱导技术变迁的主要动因是要素的相对
边际生产率，由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不受要素市场的影响，因此
即使是在要素市场受到限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
技术变迁的方向仍然会受到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变化的诱导，这一
工作大大扩展了诱发性制度变迁假说所适用的范围。 （2）在资
源禀赋决定的技术变迁理论中引入市场规模，即当技术类型相同
时，技术变迁将首先发生在市场规模比较大的技术中，这是因为
如果一个技术的市场规模比较大，那么技术创新的收益也就比较
大，这就会使更多的资源被用于该项技术的研究，因而这项技术
的创新概率和速度也就比较大。 

　　三 关于中国农业生产的理论与实证 

　　关于1959-1961 年的农业危机，我认为，由于农业生产的分
散性和周期性，对农业劳动的监督十分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或
公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的协议，在
此协议下，每个成员承诺提供同他为自己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
但这种自我实施的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维持，而一
个合作社的性质是重复性博弈还是一次性博弈，取决于社员是否
拥有退社自由，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
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
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
次危机。 

　　伴随着农业危机，59至61年间中国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大
饥荒。据估计当时有3000万人被饿死，观点认为，粮食产量的剧
烈下降是造成这次大饥荒的唯一原因。而我的观点是除了粮食产
量下降外，中国当时所采取的城市优先的粮食分配政策也是导致
大饥荒的重要原因。在《食物的可获得性，食物的占有权和中国
59至61年的大饥荒》一文中，我用计量模型利用1954-1966 年间
的数据对这一假说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粮食减产和不对称
的分配政策确实是引发那次大饥荒的主要原因，而且政策因素比
粮食减产所起的作用更大。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
；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
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
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
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
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
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
极性就越高。而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
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
，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
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
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
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
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关于什么是引起78至84年间我国农业高速增长的主因，理论
界有不同意见。在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农业增长》中，我根
据1970至1987年间农作物的投入和产出数据及各种政策变量，证
明了78至84年我国农业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来自制度改革即生
产从集体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换。 

　　84年以后我国出现了农业生产增长速度放慢、农民收入增长
停滞、城乡差距再次扩大、同时地区性收入差距扩大、粮食市场
价格大幅度上涨等问题。这并不是由于我国的农业生产出现了问
题，而是由于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
渡的过程中市场发育不健全、政府的政策不配套所造成的。解决
这些问题的主要措施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避免不当的政策
干预，进行以育种为中心的农业科学技术研究，为了促进农村发
展，政府要坚决取消统购统销及地区粮食和食品的自给政策，改
革户籍制度、土地使用制度和金融制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农
村教育和市场的软体建设。 

　　93、94年我国粮食价格两次大幅度上涨，引起了各界的关注
，一些学者预测中国在未来将导致全球性的粮食危机，针对这些
观点，在《中国的粮食经济》一文中，我对中国未来的粮食需求
和供给做了预测，结果表明中国在未来10年里对粮食的进口将稳
步增长，预计到2000年时的进口量将比历史上高将近3 倍，但随
后粮食的进口将稳定下来，中国即不会吃光世界粮食市场，也不
会成为主要的粮食出口国。 

　　四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我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起始于对传统经济体制形成原因
的分析。50年代初，为了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政府确定了重
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由于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与当时我
国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状况形成了直接的矛盾，因此就不可能依
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而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而需要政府出面，
利用行政手段人为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以及工
资和生活必需品价格，以便降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在要素
和产品价格被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下，资源就要通过高度集中的
计划渠道进行配置，对农产品则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为了控制企
业剩余的使用和在农村进行统购统销的需要，又分别实行了工业
部门的国有化和农业部门的人民公社化。这样，以重工业优先发
展战略为逻辑起点，相继形成了以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
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点的三
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因而这一经济体制是内生的。 

　　这一体制在当时的状况下最有效得动员了各种资源，使得我
国在资金稀缺、物质基础落后的情况下很快得建立起了一套比较
完整的重工业体系；它的缺陷在微观方面体现为企业缺乏活力、
效率低下，在宏观上而言则是产业结构严重失调、城乡差别严重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改革获得了很大成就，原因在于
改革遵循了一条诱发性制度创新的道路。传统经济体制的效率低
下，因此一旦企业自主权的扩大打破传统经济结构的整体性，以
更具有效率的市场结构代替传统结构的制度变迁过程就会以自我
推进的方式发生。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和来自非国
有企业的竞争，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效率。而来自非国有企业和具
有自主权的国有企业的冲击，使得原有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扭曲
的宏观政策环境在日益难以维持的情况下被扬弃了。由于在整个
改革过程中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因此绝大多数老百姓是改
革的受益者。 

　　改革从对微观环节的放权让利入手，则进行了资源配置制度
的改革，而宏观政策环境方面的改革却相对滞后，结果导致了制
度结构上的不配套，因而出现了以瓶颈制约增长速度、通货膨胀
加剧、腐败现象滋生和体制及政策上周期性复归为表征的“活乱
循环”现象，并导致了改革在解决大中型国有企业活力、缩小地
区差别等方面进展缓慢。 

　　五 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是企业改革的核心 

　　任何一种所有制或产权安排形式，都有其适用的条件和范围
，都是特定的历史产物。使企业制度具有效率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存在充分而公平的竞争。如果经济中存在着充分的信息和公平的
竞争，则在可以自由选择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制度都可能是没有效
率的。 

　　由于宏观政策环境方面改革的落后，目前国有企业依然背负
着许多政策性负担，这些负担包括：（1）沉重的职工养老负担和
各种福利负担以及债务负担；（2）一部分国有企业产品的价格依
然被严重扭曲； （3）有些国有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过高，不符
合我国的资源禀赋条件，而具有资源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却受到压制，造成工业结构的严重扭曲。 

　　政策负担的存在产生了以下影响： （1）由于存在着政策负
担，国家就需要对国有企业给予各种优惠政策和补贴，例如压低
银行贷款利率、压低能源和农产品等投入品的价格； （2）更为
严重的是，政策负担的存在使得人们无法评价企业经营机制的高
下和经营绩效的优劣，国家对企业的监督也因没有恰当的指标导
致成本过高而无法实施，因为国有企业总可以把亏损归结为政策
方面的原因所致，企业内部人员就有可能不按照国家的意愿经营
国有资产并占有和支配剩余；（3）政策负担的存在使得国有企业
在同其它企业竞争时就处于不对等的劣势地位，因此在放权让利
的改革使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提高的同时，盈利能力却在不断减弱
，96年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大致是1/3盈利，1/3明亏，1/3暗亏，
97年则出现了全行业亏损。为了避免实现国家战略意图的国有企
业倒闭及出现失业问题，政府就只得对亏损的国有企业不断给予
补贴，预算约束无法硬化。 

　　所以只有从消除国有企业面临的不对等竞争条件入手，创造
公平竞争的环境以形成反映企业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才能逐步
形成和选择出适当的内部治理结构，消除责权不对等的程度，最
大限度得避免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实现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激
励相容，这才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出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