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小强：草根金融是锅“夹生饭” 

    近年来，关于农村草根金融、金融合作的争论很强烈，也有不少实践者已经在边想边说边干了。但笔者见很多人都在抱怨，国家有关部门对金融体系的严格管制使他们束手束脚。
对农村金融合作、民众大规模集资等行为应不应该严格管理，笔者认为是毫无疑问的。近些年，非法集资，变相传销，循环滚动等案件层出不穷，试图打着合作社旗号进行变相传销的案例也频频露头，真假难辨。一旦遭遇这样的案件，我们农民承受损失的能力确实有限。而搞金融怕就怕陷入这样一个庞兹骗局，用后面人的钱支付给前面的人，维持一个越来越大的大窟窿，终至崩盘。
那么我们农民能不能自己搞金融？很多人把这看作是一项政治权利。笔者认为，因噎废食当然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眼下这种搞法，基层农民能不能真正获得实利？
近日，我随合作社沙龙组织的专家团赴河北东光县搞了一次调研活动，乡村的实践情况让笔者有了对农村金融合作更多的思考，有一些浅见与大家商榷、探讨。
我们近些年提出了一些金融合作的新概念，也借鉴了孟加拉乡村银行尤努斯的经验，可是我们是否高估了小额信贷等农村草根金融的实际效力呢？如果这是一锅既无多少经济效益，又无多少社会效益的夹生饭，那么我们对之寄托的美好希望是不是太大了呢？
我在这里只想给大家泼一瓢凉水，冷静地想一下再往前奔，总是好的。

一、农村不是没有钱！不差钱！

一般情况下，给我们的印象都是，农村很穷，农村很差钱。湖北李昌平发出的呼声是，农村真穷，农村真苦，农村真危险。河北孙大午发出的呼声是，农村不是贫穷，而是贫血，他指农村金融服务资金的缺失。
但是，我们深入农村接触，却发现农村沉淀的资金数量同时也是十分惊人的，这些资金躺在银行里，没准已经通过银行这个吸金器被流动给城市资本炒楼去了，而农民只能像陷入美国国债困局中的中国一样拿点饱受通货膨胀威胁下的小小利息。河北东光县几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中，一个村级社就能入股筹资几十万元，这还是农民试探性的投入。其他县合作社的入股资金甚至有上2000多万元的。
合作社的干部们表示，农村其实不是没有钱，不差钱，但是这笔钱有千斤重，是农民多年血汗的积累，掌管这笔钱，并通过经营使之保值增值，干什么项目好，选择起来战战兢兢。

二、差的是敢于入股承担盈亏风险的勇气！

是，任何投资都有风险。读了一肚子市场经济和金融圣经，管理着国家外汇的金融高手们，面对外汇投资，犹怯懦于投资美国股市，而把购买美国国债看作是最佳选择。这就难怪于农民们只敢把钱存银行里睡觉了。国家实力雄厚，外汇浮亏800亿了不起经受一点各界的责备。但是，农民实在是挣得起，亏不起呀。一次失败，就可能让他们信心受挫。
中国农民比孟加拉国农民幸运的是，他们很容易理解集中力量办大事，合作社统一采购、生产降低成本，统一销售提高价格的道理，这是过去集体经济的老底子在起着作用。合作社的干部们表示，农民对于合起来的好处都懂。但是，是否真的能够成功并尽快增值，人们还是满腹怀疑，观望的情绪浓厚，这也让合作社干部们压力很大。谁敢说能稳赚不赔呢？人们需要勇气，勇气需要成功来积累。

三、到底是谁在大叫缺钱

那么，最需要草根金融帮助的对象是谁呢？是谁在大叫缺钱呢？是农村中少数已上轨道的中小型私营业主，而非多数的最基层普通农户。发展中的孙大午们最缺钱。孙大午当年为了缓解资金紧张，想到了粮食银行的点子，一种变相的存贷关系。结果不幸吃了官司，实属无奈。不上不下的尴尬处境，让经营者们最头疼。上一个台阶，则商业银行主动招手；下一个台阶，也没有这样的资金压力。就是在这个环节，银行要抵押，没有，要担保，没有，就贷不到钱。最后被逼吃了民间地下的高利贷，这些人士大有人在。
我曾经问过几个经营草根金融的朋友，你们的钱主要贷给了谁？他们也很实在地说，是中小规模的经营业主。那么3000、5000的小额信贷呢？这一块维护成本高，利率低了没法干！只是硬着头皮干一下。
这就是草根金融的尴尬之处，即草根金融究竟匹配了谁？多数的基层普通农户看来还是难以受益。

四、草根金融既非蓝海，也非朝阳产业！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金融过度的时代，而这个带头大哥就是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华尔街的金融家们倍受美国朝野的批判，就是这个原因。大家是否发现，为什么现在社会追捧的是经济学家、金融学家而不是工程师、科学家、劳动模范？因为操作金融、玩弄数字游戏事实上比较简单，而且回报高，性价比太猛。
那么发展草根金融是否也能赶上一个金融末班车，开辟一片蓝海，树立起一个朝阳产业呢？我的判断是：别人吃肉，我们只能喝点汤；别人喝汤的时候，我们只能喝西北风。何以这么悲观呢？先天性的生存空间的狭小是其致命原因。民间草根金融的黄金时代在清代的晋商票号时期，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小额信贷的高服务成本让传统银行退却，而民间草根金融正是把这一块作为自己赖以生存的根据地。但同样的问题，运行成本无法摊销时，就产生强烈要求放宽贷款利率限制的呼声。但如果演变成了民间高利贷，或者近似高利贷的发放场所，那这根本就是一条邪路。回报周期长，回报率低的涉农产业显然无法满足高回报的要求。草根金融就会办成“血吸虫”！
当然，只要中国农村小规模经济还存在，草根金融总能弄碗汤喝，然而决不是一片蓝海！ 

五、只重“金融合作”不重“生产合作”是绝对的“舍本求末” 

我们回到讨论的起点，草根金融的基础就是推动金融的合作制，但是“合作制的金融资本”如果支持的还是“个体小规模的生产经营”，而非合作制的生产，那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然而，我们看到的今天民间草根金融的实际运作情况却正是如此。农民个体仍然在冒着巨大的风险，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尝试经营任何一个他看中的新的生产项目。生产技术、市场营销这一链条是否能走通充满了不确定性。而只有尝试成功后才能扩大再生产，这时往往是最艰难，最缺资金的时期，又告贷无门，即便是贷上了钱还贷压力也很大。但是如果是合作制下的生产集体，其承受能力就比农民个体强得多了，任何一次前期试验性的尝试失败，经过集体分摊以后都会变得小了许多。
所以，解决农民贷款难的根本出路还是在于做大农民的“申贷主体”。当你仅仅是一个个体农民时，贷款就是很难。当你是一家年产值上几千万，多台固定农机具，多种产业经营红红火火的合作社的时候，国有银行都会主动跑来向你推销贷款，这就是农民 “申贷主体”大小所产生的不同结果。
“生产合作”是实体经济，环节复杂，而“金融合作”是虚拟经济，操作简单。但是如果只重“金融合作”不重“生产合作”那就是一种投机，是一种短视，是一种绝对的“舍本求末”。

六、专家的战略导向失误小心害了农民

不管是政治、军事，还是我们的三农事业，战略导向是最重要的。战略导向一旦错误，就要付出劳而无功甚至蒙受损失的代价。
我们了解到，实践中的合作社农民社员和干部，非常需要指导，特别是具体实用的指导，他们虽然也很聪明，却非常需要点拨。研究者或者专家到日本一圈，到美国一趟，回来推崇日本的综合农协模式，抑或是美国的专业合作社模式，或者再揉入金融合作的概念，一骨碌交给农民消化和执行，农民的风险就来了。专家说完讲完，拍拍屁股可以走了，农民则需要最后承担运营的盈亏责任，农民的一大堆问题和困惑还是解决了一个又来了一个。
所以我觉得，咱们热心于三农事业，勇于奉献的涉农专家和学者们要“敢于言而慎于思”，不要只做外国到中国的简单知识搬运，中国合作社发展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和阶段化发展进程。有时专家们超越其发展阶段的建议，反而会捆住其发展的步伐，带来不必要的疙瘩。东光县农民专业合作社一度试图从事金融信贷合作，遭遇政策障碍，对此笔者无奈直言：合作社起步期，自己发展生产都需要可靠资金保障来支持，为什么还非要把钱贷给别人呢？
为农指导，为农策划，一语重于千钧！愿与矢志三农事业的专家学者和实践者们共勉！